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摘要
你若爱她,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她,并且给她自由。                        ——泰戈尔
关键词:茅于轼著;何宗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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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20041227

茅于轼著;何宗思编  

前  言

  你若爱她,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她,并且给她自由。   

                         ——泰戈尔

  一个人被人爱是幸福的。

  婴儿躺在妈妈的怀里,那是他最温暖,最安全,最舒适的地方。小学生回家,有关心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门口张望。他也许不懂得这份爱的可贵,但一旦他流落在街头,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姑娘,一定会感到被人爱有多幸福。

  夫妻相爱,有一个家,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个避风港。彼此的爱把世上的嘈杂隔绝在外,一旦失去一方,和未亡人作伴的是凄凉和孤独。

  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一位战士在战壕里受了伤,只要他有战友的支持,就有胜利的希望。同胞们的爱,同仇敌忾的意志,会给他无穷的力量。他愿用生命来回报祖国对他的爱。

  爱是幸福的源泉,是力量的源泉,是家庭和社会的粘结剂。可是如果爱的方法不对头,爱也可能带来怨恨,甚至带来悲剧。这是多么可悲啊,幸福和力量的源泉怎么会变成了怨恨的呢?

  这样的例子一点也不少见。父母要子女学工科,可是子女想要学文科;父母要子女寻找符合他们标准的对象,但是子女另有所欢。特别是牵涉到恋爱等感情强烈的问题,冲突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酿成悲剧。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今天还不断在重演。更多的是因为婚姻观点不同,闹到父子母女反目成仇。父母爱子女并没有任何私心,都是为了子女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事与愿违,谁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结果呢!

  就拿婚姻作例子,父母的眼光未必永远是对的。当然子女也未必都对。但侵犯别人的自由永远是错的。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用一个未必正确的理由去做一件一定是错的事,结果多半是很糟糕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亲热当然是不错的,但不能没有彼此的尊重,中国古训要求夫妻相敬如宾。许多夫妻关系的恶化,正因为缺少了彼此的尊重,说话不加考虑,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三言两语,小误会发展成大矛盾,最后只好分手。

  彼此尊重不可少,尊重什么?尊重对方的自尊心。如何才算尊重了对方的自尊心?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不妨碍对方的自由。父母为什么会干涉子女的自由?因为父母总认为子女比自己低一等,管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管,就是限制人的自由。可以说,干涉人的自由和不尊重人是同意语,反过来也是对的。尊重别人一定不会去干涉人的自由,很少有子女干涉父母自由的事,因为子女总认为父母是应该被尊重的,所以尊重人,确切地讲,就是给人以自由。

  政府是为老百姓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民政府更是爱人民的。如何爱法?就是不干涉他们的自由。政府出于好心,恐怕百姓学了坏,互相传播坏思想,走火入魔,害了自己,有时候要提出各种劝告,干涉他们的自由。其实,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自己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用别人过度操心。把自己的好恶是非强加于人,不但不受欢迎,反而产生出怨恨情绪。正好像父母之管子女一样,本来是一片好意,可是往往好心办了坏事,结果却适得其反。

  在经济活动中干涉人们的自由也是有害的。前几年曾经争论过是否要发展啤酒的问题。有人主张限制啤酒业的发展,因为啤酒业每年要消耗大量粮食;如果增加啤酒的生产,势必将减少粮食的消费。这样的理由听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它干涉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也许这些建议者会在自己喝啤酒的时候,啃一口馒头来代替,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馒头是不能代替啤酒的。这一建议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干涉了人们消费选择的自由。至于爱吃肥肉的人强叫别入也吃肥肉,爱抽烟的人强叫别人也抽烟,显然都是不对的。个别地方还有强行劝酒的习惯,也是极不受欢迎的陋习。

  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功。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并不感觉。可是许多外国朋友,尤其是经济转型的国家,对我们的成功非常羡慕。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无非是扩大了人民选择的自由度。过去一般百姓不可以坐飞机,不可以坐软席卧铺,现在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过去不许可农民进城谋职,现在限制放宽了许多;过去不能辞职自谋职业,现在可以到国外去干活。我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百姓的活动自由度的增加。当然和发达国家比,自由度还不够。自由度越大,人才施展的机会越多,人才被埋没的机会越少。世界银行等机构专门研究过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发达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自由度高的国家发达水平也较高。

  有人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恰好相反,自由是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认识到,自己既是自己,又是他人的别人。从全社会来看,自己跟别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每个人都不干涉他人的自由,这意味着每个人都生活在无人干涉其自由的环境中,这样全社会岂非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自由的敌人正是少数企图干涉他人自由的人,在肆意侵犯他人的自由。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特权阶级就是常常干涉别人自由的人。他们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权,由于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定,特权者的自由比一般人的自由更多。他们的额外的自由是靠着牺牲他人的自由而得到的,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在消灭了特权阶级的社会里,人与人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包括父母、夫妻、老师、和官员。但是政府必需有权威,这不是特权,而是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当然政府的权威是用于保卫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可不能用来无端地侵犯人们的自由。

  取消了能侵犯他人自由的特权,每个人的自由就自然存在着,用不着再去争取。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就是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也是每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所以自由不是任何人恩施的。虽然当今特权正在消亡,但由于对爱的误解,往往发生对他人自由的侵犯。所以我要呼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在国际关系中,彼此尊重,不干涉他国的自由,同样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当然这个自由是以不侵犯别国的自由为限。我们讨厌霸权主义的干涉,我们自己也不应对别的国家限制其自由,规定其选择。世界上的许多争端正是因为国家之间试图用特权去干预纯属别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永远不称霸,就是不强加于人,不干涉他国的自由,尊重他国的主权和自由。

  不论从家庭,社会,还是国际的范围里来看,一个人的自由并不需要以减少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所以自由可以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是没有代价的,社会并不为此而有所损失,但使得它的成员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有些人并不懂得自由的重要性,对自己所爱的人侵犯他们的自由,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所以我们要再次呼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茅于轼  

                                                                                    2000530

道  篇

         披肝沥胆 吾言也善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心想把祖国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当初学工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近几年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平等的人权思想。

  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我们逐渐恢复了这个最最重要的人的基本权利。

第一章 特权:人权的最大敌人

  什么是人权?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就叫人权。

  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人人都要享受这种特殊的权利,就会引起冲突。

  没有特权就是人权。所以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所以说:"天赋人权"

  

  ■ 人格是人权的一部分

  某学校一位教师用笔名发表文章,却受到该校领导的训斥:"不经领导同意,就用笔名,你这个人还有没有领导观念?"(何山:《用笔名也要请示领导吗?》,《人民日报》198929"今日谈"专栏。)过去只说婚姻要父母同意组织批准是封建残余,现在写文章用什么名字,居然也要领导同意。

  让我们看一看有资格被载入《世界名人录》的两位教授的故事吧。(毕萍:《一对世界名人夫妇》,《光明日报》1988813日。)1985年春,复旦大学的两位教授接到美国某出版社寄来的材料,通知他们已被列入《世界名人录》第七版的侯选名单,要求他们提供补充材料。这样一件事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完全有权做的,但心有余悸的教授不敢擅自做主,把来信送到系总支;总支也不敢拍板,又送到校领导;校领导拿不定主意,于是请示教育部......一个人受别人的褒贬评论居然还要得到领导的批准!连被人称赞的权利都丧失了,还剩下什么独立的人格呢?这个例子说明人身依附现象已成为对人的一种无形的桎梏,就是在最高学府的领导层中也不敢贸然对此加以否定。

  ■ 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容易懂得。可是在中国这块有几千年人身依附传统和等级观念非常顽固的土地上,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却远非易事。

  我国婚姻法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制订并付诸实施,1980年再次在人大会议上修订通过。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干涉婚姻自由,可是时至今日某些地方的干部要结婚仍需领导批准。比如,《人民日报》1989416日第四版"军营里的婚恋"一文中以赞扬的口气介绍:"某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对记者说:近年来他们部队几百名干部结婚没有一人因未婚妻‘社会关系不清'不予批准的;10多名正常离婚干部没有一人因此影响提拔。"结婚要领导批准显然违反婚姻法,但又居然在报纸上表扬。

  让我们再从一件真人真事来看看中国的现实吧。(据《光明日报》198893日第一版所载武勤英《沉重的思考》)1988年初,上海一位聪明美貌的女研究生、研究生班的班长竟被人口贩子以2480元的价格卖到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偏僻农村里。买主是一个30岁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早年丧父,母亲30岁守寡,拉扯着6个孩子,全靠讨饭活了下来。到政策开放后这位农民靠脱坯烧窑积攒了点钱,先为弟弟娶了亲,又为自己和老母盖了房;最后买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使他犯了强奸罪,判刑5年。

  这个女研究生被人以赚钱为诱饵,骗到当地农村;下得车来发现鞭炮齐鸣,鼓乐大作,方知上了当。她起初抵死不从,几度自杀未成,最后在痛苦中度过了71个日日夜夜。一般人会感到奇怪,何以这样有知识的人竟然会被困二个月之久,难道没有人能搭救她吗?我们来看看她周围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吧。

  她的"婆婆"打心眼儿里喜欢她,鸡下的蛋不舍得卖都给她吃了,事发以后,她还一口一个"俺那媳妇"。她认为花钱买的媳妇,就是私有财产,自己的东西当然要好生爱护。左邻右舍如何看呢?现在青年人结一个婚要花四五千元钱,买一个媳妇才2000多块。这样的好事求都求不来,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村里这一类的事还多着哩。再听听团支部书记怎样说吧,他干脆地表示:"人家花钱买的还有啥好说?"可见这件事没有违背"常理",人可以拿钱买,女人尤其如此,她们只不过是延续香火的工具而已。在山东郓城县,买媳妇的人有成百上千,他们认为买媳妇原是正常事,买媳妇被判刑才是反常的。在这样一个非颠倒的环境里,要把是非再颠倒回来,当然难如登天。

  女研究生之所以能被搭救,原因在于她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代表人物研究生。搭救她立了功的党支部书记说:"她如果早告诉我她的身世,她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啥也不能让她在这儿受这么大的委屈,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呀!"这里道出了她之所以能被搭救,只是因为"她的身世""共产党员""国家培养"。其余那些一般身世的非党员,又不是国家培养的,就只好继续当人家买来的媳妇了。这个例子只是水面上浮现的冰山顶端,亏得人口贩子贩卖了一名研究生,这才揭露了我国农村人权问题的一个小角。

  这件事曾经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响,群众中的议论也很多,可是舆论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笔者所接触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女研究生是咎由自取,活该,谁让一个女研究生还想贩银元赚"容易钱"?在这里首先假定了女研究生从事的是非法经营,然后又认定犯了法的人就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这在我国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误解。把犯人当作可以任意打骂欺侮的对象,甚至只要是"坏人",被打也是活该。其次,许多人对她在农村被困两个多月感到不解,"为什么她不依靠法律来解救自己呢?"对问题的这种分析等于说"刘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为他不懂得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一样地不着边际。所有的舆论中,竟没有一篇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分析的,当然更谈不上从这个典型案例中进一步发掘我国普遍存在的漠视人权的现象了。从1988年以来的12年中,拐卖妇女的形势一点也没有改善,甚至每况愈下。2000814日在江苏宿迁市开庭审理全国最大的拐卖案。18名被告在1992年到1998年的六年中拐卖了144名妇女(《北京青年报》2000816)在我国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以为人权问题就是政治犯的待遇问题,从不认为基本人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处境。

  

  ■ 人权不是商品

  权利是超越于市场的,或者说,权利不能够买卖,因此权利不是商品。人不能出卖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存权不是商品;人也不能出卖选票,因为选举权不是商品。但从单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买卖都可以改善双方的处境,所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出卖权利的行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买卖双方的处境。

  例如一个很穷的人,为了维持温饱,愿意出售他的选票。如果双方出于自愿,则可以使穷人的处境立刻得到改善。但如果允许这种交易存在的话,则穷人的处境尽管眼前可能改善于一时,从长远来看,必将进一步陷入不可自拔的可悲境地。丧失基本权利的人,不论其个人如何地出类拔萃,也无法摆脱不幸的处境。古代的奴隶、印度的首陀罗(印度四种姓中最低层的一种)"不可接触者",中国"文革"结束之前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家庭都是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基本人权的人。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中国有些人编造了"国民"这个词汇以与"人民"一词相区别,前者指某些人虽属中国人但不享受基本权利,只有"人民"才能享受基本权利,这种概念至今还有它的市场。

  当今世界上还有少数国家,将种族歧视或宗教信仰歧视写进了法律,这一行为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普遍谴责,其本国内部也经常发生动乱。即使像美国这样开放和发达的国家,种族歧视虽属非法行为,可事实上却依然存在。由此可见争取人权的斗争不只是少数国家的事,而是广泛而长久的奋斗。

  由于权利的分配独立于市场,所以一个社会内有两套彼此独立的机制在影响人的命运。权利的均等保证了起点的平等,而市场机制则导致了终点的不平等。前者保证平等,后者保证效率。终点过度的不平等又有累进所得税和困难补助来限制。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并未能使事情尽善尽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金钱对权利的影响。

  基本权利不允许买卖,而且它的分配也不引起费用,它唯一的要求就是公众的承认,然而在施行权利时往往是要花钱的。钱可以买到各种服务,有些服务可以给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权利。结果有钱的人相应地享受到了更广泛更有效的权利。例如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说,但较高的文化和较方便的信息渠道,无疑可以使法律手段更有效地来为自己服务,更不用说有钱人可以聘请最有能力最精明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了。美国棒球选手和节目主持人辛普森(黑人)被怀疑用刀杀了和自己离了婚的妻子和她的男友。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包括在他家中搜出有被害人血迹的衣服。辛花几百万美元雇了能言善辩的律师,把辩论的主题引向了种族歧视,把证据说成是警方栽的赃,结果辛被宣判无罪。此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称为世界审判。许多美国人认为辛之所以被判无罪完全是金钱的作用。

  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只有在国家较为发达时,较有能力提供义务教育时,教育才能真正地成为每个人的权利。相对而言,富有子弟显然能享受较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选票虽然不能买卖,但竞选活动可以影响选民的选择,而竞选是要花很多钱的。同样道理,实行言论自由,不论是从事出版、广播、电视,还是举行集会都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于是财力的不同肯定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自由。

  这些事实说明,虽然我们想尽了办法,力求一个社会能在公平协调的原则下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但平等和效率的矛盾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也看不出有任何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务必十分谨慎小心,切不可感情冲动而偏袒一头,图痛快于一时,招致贻患无穷。

  

  ■ 人在金钱面前为何难以平等?

  在一个市场力量比较弱,等级观念残余影响比较强的社会,社会内物质资源的使用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人在金钱面前并不平等。有不少紧缺的资源和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分配,还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与发生作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由经济权力或特权(不是基本权利)的交换组成的一个网,甲掌握着某种特权,可以用来交换由乙掌握的另一种特权。有时甲所需要的特权不能由乙提供,但乙认识的丙握有此种特权,于是又出现了三角交换。慢慢地,交换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特权之网。

  这个特权交换网有时并不以很清晰的面目出现,局外人想通过这个网得到某种经济方便的话,必须通过某一局内人的介绍。在此种社会内,一个人的命运必然同时受到三种机制的摆布,即基本权利、市场机制和特权。

  然而特权网的建立对社会的富裕毫无补益,反而只会败坏社会风气,造成社会动乱。因为特权的享有和分配是互相排斥的,我多得一些特权,你必定少得一些特权;一件事由甲作出决定就容不得乙再来说三道四。但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具有排它性的,承认甲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减少乙的或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市场机制也是同样道理,因此市场的交换可使双方同时受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市场分配(通过金钱的作用)和由特权分配(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

  过去流行的一个重大误解是,只要追求金钱必定损人利己,因此要有行政权力加以约束。现在我们懂得了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不是损人利己,而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约束却是贪污的根源。因为实施或不实施某一约束,会有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们就会用钱来沟通权力。它们都不是平等自愿的交换,而是行政对市场的干预。

  

  ■ 谁的所得税可以豁免

  国家最近决定,两院资深院士每年发给一万元津贴,并免征所得税。为什么免征,没有说明理由。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988年奥运会的得奖者。当时税务总局对此有一点解释,说运动员为得冠军在训练中付出巨大艰辛,所以免征所得税。可是除了贪污走私,哪一样所得不是付出了艰辛的呢?如果纳税人向税务局证明自己的所得是以支付艰辛为代价的,难道税务局就可以同意不征所得税吗?显然不可能,所以"艰辛"一说并非免税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就猜测,纳税只是普通百姓的义务,得了冠军就不是普通人了,就可置身于法律之外了。这次对资深院士免税,我的猜测得到进一步证实。

  以后税务总局废止了对冠军豁免所得税的快定,这是十分可喜的进步。可是碰到院士这样特殊身份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仍旧坚持不了。看来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希望院士们抵制这种豁免。院士们自觉无例地遵守法律,比之别人说教一千遍更起作用。他们交上几千元税,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大的推动我国走向法制的榜样。

  

  ■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北京应带头

  朱镕基总理曾多次对地方保护主义提出批评。目前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所以各地政府的做法都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定。

  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就是歧视性限制,例如对商品的商标和产地,对劳动者的户口所在地施加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歧视性规定,或对外来商品征高额关税、对外来车辆征收通行费等。这种规定是从局部利益出发,用损人利已的手段获取利益。歧视性规定一般都会遭到对方报复,其结果是彼此都受到损害。为了避免这种对一切人不利的情况的出现,许多国家都立法对此加以限制。例如美国宪法禁止各州之间征收进出口关税。世界贸易组织WTO则对各国的贸易保护加以限制。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总需求不足,失业下岗人数上升的困难。这一形势很容易促使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然而如果各地都这样做的话,结果必定是交易的机会减少,市场进一步萎缩,使当前的困难雪上加霜。这是局部利益损害集体利益,最后使自己的局部利益也受损的一个典型例子。

  1999年底,北京市政府宣布明年对外地人进京谋职的限制,从过去的5个行业增加到8个,限制的职业从以前的34个增加到103个。2000年春北京市政府进一步规定外地人在京就业要先作体格检查,而北京本地人就不要求。这是朝地方保护主义前进的明白无误的信号,说不定会引发一场不可遏制的各地保护主义的大仗。我国的经济将因此而蒙受不必要的人为损失。

  北京应该是首善之区,它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而不仅仅是北京市人民的首都。全国人民热爱北京,为北京的建设出力出钱,北京市更应该照顾其他省市人民的利益。当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大家都有责任,但北京作为首都应该带头。北京带头所起的作用肯定比一般省市所能起的作用大,因此,北京带头强化地方保护主义也会给其它省市起不好的示范作用。

  其实,北京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自己并不吃亏。选拔人才从北京这一千多万人口中去挑,还是从全国12亿多人口中去挑,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挑出最优秀的劳动者到北京各行各业中去服务,肯定会增强北京的竞争力,这有什么坏处呢?

  从就业者个人来看,自己的水平明明比别人高,可是因为户口不在北京而被淘汰,必定产生出怨恨情绪。北京希望被别人怨恨,还是希望被别人爱护,难道还不清楚吗?北京的治安、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要靠北京人和外地人共同维护,北京歧视外地人,只会遭来不合作的敌对态度。

  的确,北京市政府经受着市民失业下岗的压力,作为市民利益的维护者,作出地方保护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会告诉我们,最终而言,地方保护是对一切人都不利的,其中包括北京人自己。我国为进入WTO而不懈努力,该组织规定外国公民要享有和本国公民同样的贸易待遇。对外国人尚且要一视同仁何况对中国人自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人民的心态已调整到迎接公平竞争,发挥比较优势的新姿态,而不再一味依靠政府计划和行政照顾。希望地方政府能顺应国家和百姓的这种转变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特殊地位已经淡化了不少。"文革"一度外地人进京还要开进京证明。现在这些规定基本上都已废除,然而我们也理解,北京过去吃的偏饭太多,一旦把北京放在完全平等自由进出的地位,可能在环境、交通、上下水道等市政建设方面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改进要分步进行。只要确实是朝平等自由的方向改进而不是倒退,那怕分步实施,也能被大家理解并受到欢迎。

  

  ■ 被铐获赔有感

  报载一位宁波旅客乘北方航空公司经济舱从广州飞往杭州,因尿急用头等舱厕所,与乘务员发生争执,乘务员将他用手铐铐住。事后该旅客将北航告上法庭,胜诉后获赔款2万元,并得到北航在《法制日报》上的公开道歉。

  一个公民,并未对他人形成任何威胁,却被手铐铐住,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件严重的侵权行为。古时候手铐还没有发明,但有更厉害的刑具。拿刑具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是最司空见惯的惩罚。古往今来受到这种罚惩的无数人中,据我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对他人形成威胁而确有必要的。其他的人受了这种无妄之灾,没有地方去申诉,只有忍气吞声。远的不说,就拿"文革"来说,无数的人随便被关了,随便被放了,个别的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轻描淡写地用"平反"两字交待过去。手铐是权威者施于无权者身上的枷锁,即使是错了,无权者也只能"正确对待"。反而言之,你不"正确对待"又有什么办法?弄得不好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了正确判决。这标志我国人权观念的重大进步。我们常说政治改革,这个判决比之许多不切实际的关于政改的建议有用得多。因为这件事例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前进,应该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树立信心。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正确判决,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来分析。

  首先,原告方是一位乘飞机的乘客。如果是乘火车的,乘公共汽车的,或更一般的百姓,他的基本人权也能同样地受到保护吗?我国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不同等级的特权建构起来的。处于顶端的是君皇或称天子,中间有各种名堂的官员,他们的级别用不同程度的特权来体现。有了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特权分子,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便没了人权保障。现今皇帝和按品级划分的官员体制已经被取消,但特权结构并未瓦解。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也不同。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权受到最周到的保护。有时过了头,成了特权。县太爷出门有警车开道,叫普通百姓为他让路,便是例子;其次是外国公民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再其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款,包括坐飞机的乘客。一位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这种不成文的等级观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要清除这个对民主法治的最大障碍,恐怕要几十年的时光。

  其次,被告方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企业,并非代表政权的权威机构,它不具有任何法定的特权。所以法院对地位大体平等的原告和被告做出公平判决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一方是代表有法定特权的机构,如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本身,结果就可能不同。被铐而获赔,在我国每天都有上千起的铐人事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许多铐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政权机关的行为,其中是不是也有像这位宁波旅客被错铐的呢?如果百姓认为自己受了冤屈,他有没有地方申诉?能不能得到公平处置?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因上厕所而闹到动用手铐,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员和顾客的僵硬态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半政府的服务行业中发生着,在银行、邮局、电信部门、医院、学校中发生着。大多数情况是服务一方不懂得体谅顾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呆板地照章办事(在此例中是经济舱旅客不得用头等舱厕所),有时甚至自己立出一些规定,刁难顾客。而顾客一方有时也是态度僵硬,只会"据理力争",而不善于协商变通。双方的僵硬最后导致吵架相骂,在本例中则动用了手铐。态度僵硬,缺乏宽容不仅存在于商业服务中,也存在于马路上的纠纷,邻里间的怄气,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在服务时态度僵硬,当他去邮局办事受到同样僵硬的对待时,未见得就能从中吸取教训,变得通情达理。商量妥协,灵活变通不但在商业中是必要的,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有较多的这种精神,1989年的那场风波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 己所欲,慎施于人

  孔子告诫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条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己所欲,施于人"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勿施于人",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便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己所欲,施于人",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己所欲,慎施于人"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己所欲、施于人",而且己所不欲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反映。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来。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会杀害人质以示儆。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就可以使天下太平。

  

  ■ 既要平等,又要公平

  在金钱万能的商品社会中,有了钱就可以有一切,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有的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有的人不名一文,家无隔宿之粮。人类的不平等是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困扰着人们的最大的社会问题。货币出现以后,这个问题发展得似乎更为严重了,因为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现象,人情越来越淡薄,穷人也越发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商品经济中人类的平等问题作一番考察。

  想要解决人类的不平等问题,首先要探讨造成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征文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并写了应征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①。卢梭得到的结果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平等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在人类社会进步与不平等状态发展的关系上似乎误入了歧途。他以及后继的社会学家将不平等的原因分为两类,即人在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时各种条件的不平等,和在竟争过程中各人主客观条件的不平等。前者称为起点不平等,后者称为终点不平等。只要起点公平,各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终点就一定是不一样的。强求终点的公平实际上对优秀人物是不公平的,所以承认终点不平等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起点的不公平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一个婴儿出生时他的智力、相貌、家庭经济环境,他将面临的社会环境都可能有巨大的不同,我们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起点不公平的情况,因此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竟争规则的公平。不论一个人的肤色、种族、相貌、年龄如何,他都应被一视同仁地对待。遗憾的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并不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例如出生时就重男孩轻女孩,男女同工不同酬,招工时歧视女性,高级职务排除女性。出身歧视在美国有对有色人种的不公平对待,在我国虽然没有种族歧视,但过去几十年中对不同出身的人是不公平的。

  大约在1978年以前,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以及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入学、工作分配、晋升、出国等方面都有明文规定的歧视政策。甚至结婚也受限制,地主子女到40多岁找不到对象结婚的非常普遍;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强迫离婚,没有结婚的到50岁也不能结婚。居住地也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直到现在,家住农村的人在招工时常常受到限制;有的找对象只限于城市户口;北京一些单位招工时明确规定没有北京户口的不得报名。

  耗资上亿元最新建成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北京图书馆,虽然大多数阅览室入座率不足一半,却只对大学生及中高级职称的人开放,绝大多数居民被拒于知识的大门之外,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上述这些做法是相当普遍的,存在于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块土地上,存在于从1949年立国一直到大约1978年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有的还一直延续至今。从反胡风(甚至更早)开始,反右、四清......最后导致了堪称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每一次运动都先由三五个领导议定名单,秘授给积极分子,由他们利用人类各种卑劣的心灵,挑动在正常情况下最不可告人的龌龊动机,爆发出"批斗"运动,于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接着一切邪恶的念头被诱发、被培养、被反激、被暗示、被强化,这就是所谓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这时不仅那些一贯的打手在忠于什么的漂亮词藻下表现出大量的人类原始的劣根性,而且一向是被整者的亲密者,甚至是夫妻、父子,也忽然地反目成仇了。他们的是非观、羞辱感、恻隐之心,在不断的冲击下越来越淡薄了,代之以恶毒、残酷、狂暴和兽性。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得到了认可,一时可免于运动之灾了。(其实事物发展逻辑结果是连最初布置整人的领导也逃不过挨整的可悲结局)。这时候被毒害的并不是几个人,而是广大群众,是整个世界。(舒芜在《政治运动中的群众》一文中对此有很精彩的分析。见《人民日报》1988830日,第八版。)

  当然在每次运动中都有少数头脑清醒而坚持原则的人,但他们坚强不阿的品质不但未能扭转乾坤,反而使自己被"踏上了千百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任何一个居然敢于抵制"历史潮流"者的悲惨榜样。在这个人性被强烈扭曲的悲剧性时代,除了发出叹息,即使是最聪明最正直的人也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这样大范围内的错误不能被认识和被纠正?因为它是以某种更高的原则伪装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事例早已屡见不鲜。欧洲在15世纪后的200多年内以女巫或男巫的罪名(即魔鬼附体)处死了几百万人。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一书中写道:"神学的危害不是引起残酷的冲动,而是给这些冲动以自称是高尚的道德准则的许可,并且赋予那些从更愚昧更野蛮的时代传下来的习俗以貌似神圣的特性。"(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4页。)

  如果我们追溯这兽性时代的渊源,我们将发现,漠视了"人生而平等"这个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因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强迫多数人处于卑下的不平等地位固然不对;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同样是错误的,哪怕是用了任何超级民主的借口。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最后也不能保护国家的主席。民主的精神不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现在大家都相信"文化大革命"一类的历史性错误不会再发生了,可是这模糊的"相信"起不了真正的作用。能够起作用的是让"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深深植入每个人的心灵。

  从这一点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是相当显著的进步。尽管现在有不少人抱怨市场的浪潮不合理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但比起"文革"时像老舍、邓拓、吴晗这样一些人都被压迫得活不下去,而江青、王洪文之辈却能飞黄腾达,现在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已经大为缓和。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构成一个更合理的社会。

  撇开"文化大革命"这种社会性的大灾难不谈,就社会的经常性运转来看,任何对性别、出身、居住地、政治信仰的歧视,都不但有违于公平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不利于利用社会的精英为整个社会造福。对于个人来说,受歧视是个人的不幸,对于社会来说,歧视一部分人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从古代的伊索到现代的邓拓、遇罗克、王申酉都是被摧残的社会精英。遇罗克是北京青年,在数学、政治等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但因系右派分子家庭出身,在文化革命中又反对迫害,终于被枪毙。王申酉是上经一位普通工人的儿子,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在各方面都极具才能,由于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判死刑,并于"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半年之后被杀害。天才人物出现的机遇是非常稀少的。他们往往有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超脱于当时世俗观点的洞察力,因而很容易成为歧视政策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不但受到统治者的摧残,而且也往往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首先被群众出卖的就是这些实际上代表群众利益的出头椽子。越稀有的天才越易受到打击,这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不幸。

  "起点平等""人生而平等"的要求不能从字义上去理解,因为确切地说,人生出来时是不平等的。不但智力、体力、相貌是不平等的,而且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里也是不同的。如果孩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充满着爱的家庭里,他显然有较多的机会得到成功。甚至这个家庭是在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是在美洲还是在非洲,都会使新生儿有不同的成功机会。可是对于这样的不平等,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改变它。遗传的不平等是生物繁殖中的普遍规律,家庭的不平等是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人生而平等,其确切意义是说人不应由于出身、民族、居住地、信仰等任何一种原因,而在个人追求自身幸福、实现自身价值、争取为社会所承认的道路上受到任何歧视。也就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

  可是规则的不平等并不能直接为我们的肉眼所见,因为那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习惯和法律之中的。能够被我们直接看见的只是结果的不平等,比如贫富的悬殊等等,引起人们愤慨的也正是这些可以看得见的不平等,因此消除结果的不平等便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要求。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旗帜,目的都在于消除结果不平等。可是要消除结果的不平等势必引起另一类的不平等,因为人的天赋不同,主观努力不同,所以他们的结果原本是不同的。现在为了强求结果的平等必须强制性地剥夺一些人的贡献,把它们无条件地分配给没有贡献或贡献较少的人,这样强求结果的平等必然伴随着强制剥夺现象,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在一个实施强制剥夺的社会内,关于什么是公平的解释,往往是存在争议的,例如按需分配中到底什么才算是需。在这种争议中有权对此作出解释的人必定要占上风,连执行强制剥夺政策的人也会跟着与众不同。如果这些人都是"好人",平等还能维持于一时,可是谁也无法保证永远是好人掌权,所以在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内,一般仍旧存在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权势的不平等,以及由于权势不平等所引起的物质不平等。

  实施结果平等政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使得有可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心灰意懒,因为任何额外的贡献都会被剥夺;相反,懒人倒经常得到额外收入;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奖励懒人。奖懒罚勤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个人缺乏创新精神,企业缺乏活力,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弥漫懒散习气。

  说得不好听,追求结果平等多少与妒忌心理有关,任何一个人生活水平超过自己都会使自己感到痛苦。当这种追求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时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应把全国最富的人拉下马,因为他是全国人民痛苦的根源。如果把他变成第二富有的人,只能使原来第二富的那个人感到幸福,如果把最富的人拉下到社会最底层,则可使全国的人都感到痛快。可是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因为原来第二富的人变成了最富的人,重复这个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全国人都一样的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希望自己能超出别人,而结果却是断绝了一切人的变富机会。

  结果平等的政策相当于在百米赛跑时要求所有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这种规则的游戏非但使得所有的选手都提不起劲儿来,就连旁观者也会觉得没有意思了。

  

  ■ 美好制度的原则:对等和公平

  制度设计的前提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对称的地位,此人可以学雷锋义务为别人服务,彼人也可以学雷锋义务为别人服务。就这一点来说,此人和彼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损己利人的逻辑上行不通。但是当当事人处于不对称的地位时,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非但行得通,而且成为必要。一个不识水性的人落水遭到危险,他需要别人甘愿冒险来救助;一个路遇歹徒的少女,急盼有人拔拳相助。此时的舍己利人就成为必要而且可行的道德行为。

  不对称的地位不仅仅发生在上述这些偶然的情况里,它是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

  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或儿童,地位就是不对称的,因而前者就有照顾后者的必要,这里不会发生任何逻辑上的矛盾。男人对于女人,健康人对于有病的人,更一般地,强者对于弱者,地位都是不对称的。在公共汽车站上,下车的人和上车的人也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因此必须先下车后上车,上车的人要照顾下车的人。在上车的时候争无恐后也是缺乏道德的表现,因为上车的人中有男有女,有强有弱,凭自己的力气大而置弱者于不顾,这恰好是利用了各人条件的不同来达到损人利己目的的做法。正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处境、条件不对称,舍己为人,先人后己才成为一个普遍的道德要求。一个处处克己奉公,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利益还重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上面的分析,从开始否定损己利人,到最后肯定舍己为人,这一个圈子并没有白兜。我们弄清楚了在制度设计中,处理具有平等对称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害关系时,公平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道德原则,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既不可取,又不可行。但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普遍存在着的人和人地位、条件和处境的不对称,舍己为人成为谐调社会活动的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道德原则。

  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作出这样的决定:在设计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规定了一系列牺牲个人利益、照顾他人利益的法律、政策、条文等等,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却人人寸利不让,提倡无情的斗争,引起生活中的摩擦,不愉快,造成一个冷漠、缺乏同情的社会。回想一下解放以后所强调的道德原则和体制设计,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所发生的恰恰是我们最应该避免的事情。这样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必然给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日常生活造成一系列的重大损失。而且由于不懂得不同条件下应有不同的原则,在许多人开始意识到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正当而且合乎道德的时候,社会上还谴责他们缺乏共产主义道德,甚至认为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导致了普遍的道德退化。另一方面,许多人又把关心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当作可以自私自利的理由,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私欲膨胀,甚至发展到连法律也敢践踏的地步。由于混淆了正当的利益关心和损人利己的严格界限,出现了所谓的道德迷茫。如果我们不能基于理性的分析从道德的迷茫中走出来,我们就会长时期地陷入道德的混乱而不能自拔,这确是十分危险的。

  前面一再强调,在制度设计中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而不能假定居然有那么一些超人,会把别人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利益还重。这不仅是一个道德标准的问题,而且成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把制度设计建立在人人有权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意味着首先就得承认个人或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受到各自追求利益的动机的驱使。因此任何个人或集团都要受到利益上的制约,没有人可以例外,因为不受制衡的个人或集团必将损害别人的利益。其次还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利益协调的必要,于是磋商、让步、折衷、求同存异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手段,这一切都需要尊重人,需要建立信任关系。

  相反,如果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假定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自愿地将他人的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或这些人大公无私,没有自身的利益,那么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就不是调解利益冲突,而是是非之争,谁对谁错的问题了。于是正确的一方必须压倒错误的一方,对手是不需要被尊重的,需要的是被打倒,甚至还要踏上千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对于某一部分人是需要监督的,但监督别人的人,自身可以不需要监督,因为他们没有自身的私利,而是以别人的利益(有时称为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

  比较上面两种不同的利益关系的假设,可以导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处理原则,不同的机构设置,以及不同的社会演变。上面的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同制度上有不同现象的原因。

  几年前,我国曾有一位大学生为救助一位老农民而牺牲了生命。没有问题,这是一件具有高度德行的英雄事迹。但事后有人提出怀疑,认为用一个年轻的具有大学文化的生命去换取一个暮年老农的生命是不值得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迹不值得推广,然而他们把问题的想法弄错了。事情的性质完全不是在两个生命中挑选一个。

  如果像他们所设想的情况真的发生了,譬如说,一老一同时受了伤,需要输血救命,现在血液只够一个人用,此时的确不能说救援老人而让青年人死去比起来更合乎道德。现在实际的情况是青年人发现有人处于危急之中,他考虑的并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换别人的生命,而是如果他要去救险将可能付出极高的代价,但他毅然决定支付高代价去实践自己的道德义务。人的道德水准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度量出来——你准备用多高的代价去实践道德的呼唤。

  如果一定要问,不同的人的生命是否有不同的价值?答案是明确的"",因为人生而平等。严格来说,价值的观念不适用于生命。因为价值观念只有在下列条件才可应用,这个条件是人只能在有限的可能下作出选择。所谓"有限的可能"是指非此即彼而不能得兼,此时我们可以比较两个目的物的相对价值,由此作为选择的根据。

  譬如我一个月收入为1000元,买了衣服不能买皮鞋,究竟买什么要从衣服和皮鞋对我的使用价值来决定。但各人的生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甲的生存并不排斥乙的生存。正因为这样,生存才能成为人的基本权利。选举权利、听和说的权利都是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们也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如果人们挤在漂浮于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上,生存权就不再是基本人权,生命成为彼此排斥的活动,个别生命的价值比较问题才会被提出来。

  人生而平等是人权理论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和人却不平等,富人和达官贵人的生命就是比穷人和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更值钱更重要。飞机失事对死亡者赔款额的不同或许可以表明生命的价值。死亡的外国人获得赔款额数倍于中国人的。同为中国人,坐飞机出事比坐火车出事得到的赔款也更高。但这些规定正在改变中。而贫富等差别又是一个现实,这种差别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完全消失(不一定继续表现为贫富或官民)。所以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限制这种差别,尤其是不能人为地去制造或扩大差别。正因为人权、道德这些理想经常地与现实生活中因不平等而发生的价值观相冲突,人们才愈发珍视实现道德理想的行为。

  过去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会逐渐淡去,但如果回顾人类的文明史,我们仍可见到许多杰出的人物屹立其间,恰如黑夜星空中最灿烂的星斗。他们之所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少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德行。所以我国有"立言立德"的古训,意思是人要想活得有意义,要想流芳后世,只有用自己创造性的思想和高尚的德行来产生影响。

  岳飞、文天祥以及当代的雷锋、焦裕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星斗。俄国的彼得大帝一世(16721721)身为至尊无上的皇帝,竟在俄国寒冷的深秋季节,跳入冰冷的河中救援溺水的士兵,因而身染重疾,几个月后死亡。他们的事迹表现着巨大的道德力量,所以他们永远被人怀念。由此可见人们对于道德价值的评价远远超越对于其他价值的评价。德国大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明朝哲学家李贽在《初谭集》的序言中写道: "有德行而后有言语,非德行则言语不成矣;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学,非德行则政事、文学亦不成矣。"

  ■ "金钱万能"的经济学意义

  美国是一个信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金钱就成为"万能"。所谓万能,是指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产品,获得一切享受;它反面的意思是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于活不下去。在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情况是不同的,在那里许多享受的分配不全是靠钱;没有钱的话,自己耕作也能维持生存,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过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在美国金钱也并不是万能,譬如不可以买卖人口,不能以钱赎罪、行贿。所以有必要正确地了解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中,金钱万能到什么程度,这种"万能"性有什么意义,带来什么利弊。

  金钱万能的确切意义应该是:钱是市场上通用的交换手段,用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上购到任何一种商品,而不附有其他限制条件。

  即使在计划经济社会中,钱也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但与市场经济相比,钱的"万能"性要差得多。譬如说,在大多数计划经济社会中土地、矿山、森林等自然资源是不允许买卖的;黄金、外钞等基本上也不能在市场上购到;甚至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住房等的交换除了钱之外还要凭票证。但在美国,上述各种东西都属于商品,花钱就可以买到。

  钱的万能性也可理解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身份和地位在市场交换中不起作用。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常讲到货币的出现如何方便了交换,用钱交换比之物物交换节省的寻求交换对象的时间,解决了一些商品不可分割的困难(如一头牛、一柄斧)等等,似乎货币被接受是一个极自然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人的消费水平是由等级决定的;换句话说,人能否得到一种产品或服务与"此人是谁"有关。

  货币出现之后,无权而有钱的人进入了特权阶层的消费领域,金钱冲击了特权。带贬义的"暴发户"就是出于对新进入的消费者的敌视称呼。暴发户虽然有钱仍受到特权者的强烈抵制,所以金钱之具有万能性决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市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育,带贬义的暴发户一词用得越来越少,认钱不认人倒成了公认的规则。和权力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相比,人人都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个消费领域,买软卧火车票、坐飞机都不需要关于身份等级的证明,不能说不是朝"民主""平等"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又带来了另一种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不平等。

  在理解金钱万能的意义时,强调了在竞争的市场上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市场上卖主用降低价格竞争;买方用抬高价格竞争。此种竞争的规律是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其结果是价格有涨有落,以此来调整商品的过剩或不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钱才具有万能性。反过来看,如果商品供不应求时,有了钱也买不到(多半是因为价格管制的缘故),那钱还有什么万能性呢!

  当金钱万能,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时,说明一切商品的价格均已调整到使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等。

  

  ■ 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章 市场经济:迈向富裕乐土的康庄大道

  中国为什么穷?所有满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都试图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可别签错!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天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可是正如North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经济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人为什么会努力去找工作?人在单位里工作时为什么会偷懒(上班时养精蓄锐,下班时冲锋陷阵)?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行贿受贿?这些都是经济制度在起作用。好有一比,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的假定,即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个假定虽然不能说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概括进来,但从经常性的规律而言,它十分有力地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现象。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说就是根据经济人的假定而设计的。然而己的动机只是从主观上解释了人的行为,没有看到客观环境如何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国家里有大量的人贪污受贿,另外一些国家里大量的人不贪污受贿。我们不能断言另一些国家里的人不是经济人。同样都是经济人,何以有时贪污受贿,有时不贪污受贿?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可见研究制度之重要。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有分工而没有交换(只有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是一种能较好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粗看起来,交换似乎应该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制度,因为只要两个经济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谁也不能奴役谁,最自然的结果便是协商出一种能同时改善各方境况的方法,那就是交换。可以是交换产品,也可以交换劳动。一旦交换出现,就会有分工,有价格,有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就可以建立了。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现行制度打碎,重新组合起来的制度最可能的应是市场制度。苏联解体后的大爆炸改革路线,其哲学基础也许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中,市场制度是大约在五六百年前才开始萌芽。古埃及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分工社会,由于分工才产生了建造金字塔的专业人才,但那个分工制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它没有演化成市场制度。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金属货币,说明那时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皇权对市场的干预,商人不断受打击,市场是支离破碎,没有形成主宰每个人生活来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一种顺乎自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来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析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面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缛节、增设有形无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末。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均能源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了生产中的浪费,同时也能消除消费中的浪费,使节约资源成为普通的第一守则。

  

  ■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出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编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中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的那点微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发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就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节俭原是我国人民的美德。常言道勤俭起家,意思是一个家庭靠勤劳和积蓄能致富。这很容易为每个家庭的实践所证实。它明白易懂,符合常理。但最近许多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说消费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消费正好和节俭相反,难道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很难成立。但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赚钱的经济。譬如说,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花钱买了一件大衣,卖衣的人收到我的钱,一部分再去进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他用于进货的钱变成了制衣人的工资和衣服的原料成本,而买原料的钱最后又都变成了制造原料工人的工资,它将用于工人们的消费。他用于消费的钱,又去买了别人东西,使得别人也有钱可赚。如果每个人都乐于消费,说不定最后有一部分钱用去乘出租车成了我的收入。相反,如果谁也不愿花钱统统都拿去储蓄的话,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再说,我们常听说一些工厂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如果大家努力消费,至少有一部分产品就可以卖掉,工厂也就不困难了。这样看来,消费确实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究竟应该多储蓄,还是多消费?似乎叫人难以回答。

  原来在上面说明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即每个人得到收入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余的才用于消费。卖大衣的人,制造大衣原料的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本人都有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的钱起了什么作用,前面并没有讨论。

  我国人民的储蓄大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家去投资,用来办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等。我国人民的储蓄也有一部分去买了股票、债券,或者自己用来开办一个小买卖。不论何种渠道,储蓄的钱最后都变成了投资。投资的钱同样要用来买水泥、钢材、付工资。而且买水泥、钢材的钱最后也变成了工人的收入。所以从市场中互相赚钱的机会而言,消费和投资并无任何区别。不能认为只有消费才能给人创造赚钱的机会,投入的开销就不创造这种机会。因为投资也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而任何一笔购买都带来赚钱的机会。换句话说,最后都要变成人们的收入。

  但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而消费的钱最后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厂、矿山又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供我们消费。所以投资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储蓄越多,投资也越多,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越快。据统计,我国人民的全部收入中有将近40%用于储蓄,其中大部分又转变成投资。这是我国每年有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消费。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肯定表现为消费量的增加。但仅就经济增长这一点而言,消费是不利于增长的。

  有没有例外,确实是有的,即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投资,大家存银行的钱没有人愿意去借来用于项目的投资,经济就会发生周转不灵。越是周转不灵,用于投资的购买减少,人们的收入将降低,人们越是不敢消费。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在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凯恩斯提出来,在萧条情况下百姓不敢花钱,要由政府搞项目来扩大花钱,不论用于投资或政府的消费,都可以使萧条转向繁荣,如果在萧条时鼓励百姓多消费是可能的,那当然更好,用不着政府出面来增加开销。所以说,只有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发生萧条的情况下,消费才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资本严重不足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在设法筹资上项目,缺的是资金。自己的资金不足,所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或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要利用外国人民储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勤俭起家这句话一点没错。

  当今有许多消费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为了活跃市场似乎应该鼓励消费,其实不然,增加投资同样会促进消费品的购买。因为投资的钱用来买钢筋水泥,这些钱最终变成了生产钢筋水泥厂的工人工资(也包括用来生产这些工厂所用原料的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直接支付给建筑工人等的工资。这些工资除掉一小部分储蓄起来,大部分都用去购买消费品。所以当今市场不活跃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应该说,消费并不需要任何政策去促进。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们不消费,决不是因为不喜欢消费,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多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这个简单道理曾用极其复杂的方法加以证明,有的经济学家因此成名甚至得了诺贝尔奖。用什么办法使大家的收入能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必须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归根结底,储蓄和投资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担心投资生产出来人民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投资还不如不投,还不如消费掉。可是如果把储蓄都变成了消费,经济就没有缯长的可能了。可见纠正失当的正确方针不是增加消费,而是改善投资的决策过程,不要再搞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这方面经济界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在出台。

  童大焕同志主张储蓄和消费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但什么算平衡?我认为这是由每个家庭的选择来决定的。有的家庭多储蓄、少消费,有的则多消费、少储蓄。只要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储蓄和消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适当的平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家庭出于自愿,选择更多的储蓄,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百姓误以为消费对经济有利而选择多消费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用减少消费品供应的办法强迫百姓储蓄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勤俭起家,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但美国在1929年发生并持续了六七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后来凯恩斯提出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应该增加投资。按照他的意见,在萧条发生的时候,居民因收入减少而不愿增加消费,企业家因市场前景不良而不愿投资。此时,政府就担当投资主体,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 穷国咋会生产过剩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下降了六年,经济总量出现了全面供过于求,物价指数变负,各行各业都面临经营困难的局面。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是令人不解的问题,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要搞建设,上项目。政府和民间都有极大的积极性扩大生产,改善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总量上总是供不应求,虽然给大家造成了不便,但却是很符合常识的。大家之所以不能生活得更富裕一点,是因为生产能力有限,是生产限制了消费。这完全合理,可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生产过剩。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穷国发生了过剩,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了解经济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政府和百姓渴望致富的愿望。如何才能总体上致富?必须扩大生产,增加投资。另一种力量是阻碍投资的力量,它使资金积沉下来,进入不到建设项目中去;或者建设项目在实施中困难重重,使搞项目的人知难而退,心灰意懒。如果后一种力量超过了前一种力量就会发生投资不足,生产过剩。这正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难。

  我国人民有极高的储蓄率,大约是GNP40%左右。如果这40%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假定每投资4元第二年可增加1元的产出,我国的GNP就可以有10%的年增长率。现在我国所出现的问题正是储蓄的钱不能全部转化为有效投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信用问题。即百姓储蓄的钱达不到从事投资的企业家手中。

  分散在众多百姓手中的储蓄如何到达投资者手里去,原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资金市场。它的功能就是将储蓄的死钱转变为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活钱。或者说,将没有生产能力的钱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的钱。股票、债券、银行储蓄,各种投资基金,乃至亲朋之间的生产性借贷都属于资金市场。我国改革的20年中,资金市场的进展比较起来最为迟缓,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上述的各种资金融通关系基本上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具体运作中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和困难归结为一点,就是信用不良。

  钱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靠的是什么?是信用。缺少了信用钱的转手便无可能。百姓将自己的储蓄存入银行,因为相信国家的银行不会倒闭,可是因为国营企业亏损,从银行贷的款不能偿还,国家银行的信用也受到怀疑。而且银行本身并不投资,它再要将存户的储蓄出借给投资的企业家,才算完成资金的转移。这一步同样碰到信用问题,即借钱的企业家是否有信用,到期是否能连本带利返回给银行。在我国,这一步的信用障碍是整个资金转移中最主要的一个障碍。

  居民也可以将储蓄的钱不存银行而去买股票。可是我国的股票市场也充满着信用问题,许多企业实际上并不赚钱,可是经过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获准上市。几年之后矛盾暴露,股价下跌。这种现象远非个别的,也正是我国股市连年熊市的根本原因。股市的信用问题使得大批潜在的投资者裹足不前,通过股市直接融通资金的渠道因而受阻。

  投资基金的风险更大,因为基金的运作是负盈不负亏的。赚了钱和投资者分享,赔了钱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如果基金公司欺骗投资人,后者很难去查清事实。相比之下,只有债券比较安全,但事实上仍要政府作最终担保人,所以审批手续繁复,规模十分有限。

  这就是我国资金市场信用阻碍资金流转的基本情况,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持10%的增长率应该是有保障的。

  如何健全我国的信用?我认为信用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与国有制有关。中国人习惯于依赖政府,借政府的钱可以不还,借私人的钱尽量要还。所以要建立个人信誉的借贷关系。类似地,国有企业亏损是信用链被截断的一个主要因素,国有银行的高负债和经营不善也与所有权结构有关。试比较一下民营企业,亏损的比较少,即使亏损了也有所有者出来承担义务。温州的一些民办钱庄,经营状况十分良好。我国进入WTO指日可待,外国的私人银行要进入我国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的民营资本办企业办银行呢?

  建立个人的信用档案是当务之急。在美国,有三家大的信用记录公司(EquifaxExperianTranslinion),收集个人的信用档案,提供有偿服务。在我国,首先应建立关键人物的信用档案,这些人物包括经理、会计、出纳、承包商、建筑商、销售员、保险公司业务员、律师、医生。

  行业协会信用自律也是提高信用水平的有效方法。在同行业中由信用好的企业带头,发出信誉宣言,鼓励符合条件(例如不做假帐,按章纳税,及时付款)的企业签名参加。参加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优待,例如获得低息贷款,抵制政府当局的乱收费,甚至贴补律师的诉讼费用。一旦发现企业行为有违于信誉宣言的,立即除名。

  除了健全信用,减少创办和经营企业的阻力也是恢复总需求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企业登记手续十分繁杂。一个企业和工商税务打交道时,企业总是处于不利位置,企业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政府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一情况可以改善,不但我国投资将上升,失业问题也可得到缓解。

  

  ■ 乌托邦,美丽的梦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剧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个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诘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已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 (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 (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 制度创新——致富之道

  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寻求一个社会的致富之道。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第三世界,那里穷困已经折磨了百姓几千年之久。因为穷,许多社会弊端虽然看得很清楚,却无力去解决;穷又使得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社会再三地落入马尔萨斯的陷阱——通过人们变得更穷而消灭过剩的人口。总之,穷本身使得穷的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广泛的同情心,也出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追求,逐渐建立了一门专门治穷的经济学,即发展经济学。应该说,经济学从它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就在研究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完整书名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 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巨著包括了理论、历史、政策,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此书被后人反复提到的一个基本论点是 "所有的个人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行为,在公正律的支配之下经由看不见的手引导,走向私利和公益的和谐一致"。这个结论不但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200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接受。利己能导致公益,果真如此的话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劝人不应该利己而应事事出于公心,岂不全都错了?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论断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生产率提高了几百倍,靠的并不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恰恰是个人的发财心理。所以斯密的理论一直奉为自由经济主义的依据。

  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重大的贡献。他对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贡献还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可能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论断。用现代术语,他所说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就是经济制度。的确,一切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

  我们如果对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问一声为什么,立刻就能领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同样在餐馆里洗碗,在穷国里洗碗工收入仅够糊口,在富国里却可坐汽车住洋房。这一现象使得许多在穷国里的青年人希望换一个经济背景,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同样的劳动能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社会环境不同使得同工而不同酬是制度差别造成的。在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里,大量的劳动被浪费,或被用于互相抵消力量的努力,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而且这一类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努力也无法扭转。或者其政治文化背景根本不允许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去解决。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用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制度是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建立和改变的?它又如何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西方学者转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此间出现了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师,如哈耶克(1974年获奖)、科斯(1991年获奖)、诺斯和福格尔(都在1993年获奖),他们都对经济制度提出过前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使我们对经济制度这一不可捉摸的东西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根据我自己对近20多年来国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体会,可以对这一学说的成就作如下的理解。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它包括成文的法律和条例,和不成文的习惯和道德。例如国家干部可以拿大锅饭的工资,城市居民每月有几块钱的物价补贴,有些会议上分送礼品,某些人的某些消费可以公款报销,过去还规定出差坐飞机或软卧要够一定级别,农民不得进城谋职或允许他们谋职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制度,因为它们规定了一国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按什么规则在它的成员之间分配的。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同,从而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效率最高的分配方式是取消一切非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人们仅当提供劳动、资金、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淡水等)这三类生产要素时方可取得相应的收入。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

  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如果要素属于谁的还不明确,当然更谈不上对要素提供者付给报酬了。例如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明确,农民将不愿增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如果投资者对项目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他也不会关心项目的经济效益。

  决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活动中除交货付款之外的一切费用,包括企业使自己具有法人地位的登记费、搜寻交换对象的信息费、讨价还价的谈判费、监督合同执行的监督费、对方不信守合同引起的损失及诉讼费。社会经济效率降低的原因是交易费用高的原因。人们寻求交易费用低的办法,于是发生公关费甚至贿赂。明确财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例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与公社制赚工分相比,就可节约监督成本;类似地小业主与合伙制相比监督费用也较低,但单人的小业主资金力量薄弱。当人们的商业道德水平降低时,社会的交易费用上升,效率降低。

  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变的结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极不合理的禁锢逐渐被取消。要素市场逐步在建立,它在分配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在增加,尽管阻碍要素流动和交换的老毛病还不少。物价逐渐理顺,使借助低价而获取收入的机会(如官倒)减少。所有制的多样化出现了监督费用很低,效率很高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心。税收的规范化使靠不公平竞争获利的机会减少,各种市场的建设使交易过程透明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应该看到,人们从非要素市场得利的机会仍旧大量地存在。假冒伪劣成为牟取暴利的来源;公款吃喝乃至嫖赌远未禁绝,更不必说贪污贿赂。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降低,经济纠纷大幅度上升。这些机会引诱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从邪门歪道牟利,将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非要素收入渠道的制度化、定型化,这将把我国的经济制度引向邪路,以后纠正将十分困难。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

  

  ■ 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

  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我搬家之后的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她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5岁,虽然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但还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房东太太有了这么一个拖累,再加她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单身母亲受国家照顾,另外又有失业救济金。她做二房东,出租住房,也能有些收入。不过,靠救济过日子,总不可能很宽裕,只得量入为出。

  当然,西方人一般生活水平较高,吃、穿、用都相当讲究,至少从我的眼光来衡量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社会劳动的价格高,或工资待遇高,所以穷人虽然可以吃得很好,却决不会雇佣别人的劳动。

  但我的房东却出乎我意料,经常叫别人来帮忙。洗衣机坏了打电话叫人修,花园里除草栽花也请人干,自己有时出门办事还要请个临时保姆看孩子。后来我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才发现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家里请客要人帮忙,刷房子、搞卫生、照顾病人、花园里除草等等,都临时雇人。我的房东一方面雇人帮忙,一方面又被别人所雇。她为左邻右舍熨衣服,每熨一件平均可赚1美元。在美国经济宽裕的人自己家里有洗衣机,不宽裕的人就到街上的自动洗衣铺去洗衣。不管哪种情况,洗净的衣服要熨平了穿起来才精神。熨衣服和上述其他工作一样,用不了多高的技术,既可以自己干,也可以雇人干。但在西方社会中,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

  雇人干活,自己又受雇于人。这不是人赚我的钱,我赚人的钱吗?彼此赚钱,能创造物质财富吗?为何如此折腾呢?

  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活动,或者说彼此赚钱的活动,结果为全社会中的每一个参与买卖的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生活享受和更好质量的商品服务。

  如果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偶一为之的活计总不如天天从事的来得熟练,房东熨衣服的速度比我的速度几乎快一倍,而且熨得更挺。因为速度快,当然也更省电。又因为专门从事熨衣服,她有一种特殊配方的浆水,以及专用的喷头,使熨好的衣服更耐皱。不仅熨衣服如此,任何一种工作,由于分工专业化,可使技术熟练,质量提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这在一家一户自成一体不求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房东熨衣服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这是最适合于她的生活特点的一种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闲着没事,如果能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或优点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自己又能增加一点收入,真是利人利己。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习惯就提供了实现上述希望的机会。而社会上这种习惯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时,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更多地享受别人提供的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仔细想来,现今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商品,归根究底,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且不说像彩电、冰箱这种技术上复杂的产品,就以简单的产品如一包火柴,我们之所以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到,不是全靠着分工么?没有了分工,那怕付10倍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人能独立而不求人地生产出一包火柴来。上面提到的人人参与买卖的社会,只不过是将这方面的潜力进一步加以发掘罢了。在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也吃市场上买来的面包。因为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

  诚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右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太多,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果真如此的话,未来50年到100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买卖的障碍太多。

  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于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入。

  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式样化,有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6点到11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首先是消除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

  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

  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精神。

  再有,市场中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 再谈交易费用

  手续烦、办事难,从经济学来看就是交易费用高。其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定的出发点缺乏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交易费用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这使得他们在发展复杂产品时受阻,在国际比较中他们只能出口简单产品。降低交易费用会导致价格趋近于成本,这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前两天偶然和朋友谈起买飞机票的经验。他有一次拿了介绍信去买机票,因为所盖的章的级别不够,不得不再花上一整天时间,逐级上报审批,换了介绍信才算买到。

  我自己则有一段更奇特的经历。1989年春出差去深圳,开了买机票的证明。不料广州民航售票处拒绝卖票给我,理由是我出差目的地是深圳而不是广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只有一个售票处。我对售票员的这种故意刁难非常气愤,当我怀着一肚子气恼跨出售票处大厅时,忽然窜出一个票贩子,对我说,多花150元钱,不用任何证明,他可以帮我买到机票。我立刻明白售票员故意刁难的原因。他和票贩子是串通一气的,否则票贩子凭什么能买到飞机票呢?150元钱就是因为政府这项规定引起的交易费用。

  在中国还有一桩怪事,即出版社可以出售书号。不费吹灰之力,几千块钱就到手了。

  类似的现象还有几百几千。

  在旧社会只有税官和县太爷是肥缺,现在连售票员也成了肥缺。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必要地过严过细,所幸从1993年起单凭身份证就可以买机票了,免除了介绍信。

  在美国,通常是通过旅行社买票。我只要拨一个电话给我熟悉的旅行社(当然是我认为服务最好的),告诉他旅行的有关要求,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做出几个旅行计划,不同的起飞时刻、不同的航班和换机地点、不同的票价。我选定一个方案,票就算订好了。然后开一张个人支票用普通邮递寄去。对方收到支票后就将机票寄给我(不必等支票兑现,因为万一不能兑现可以在登机前将我拦截下来)。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票买到手。附带说一句,在美国送信的邮差兼管收信,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信寄走。这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中国,手续烦,办事难是出了名的。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尤其有突出的体会。从个人来看,手续烦是增加了金钱或时间的支出;但从全国看,类似的浪费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许多人的劳动彼此抵消,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相信的是经济必须要管才能搞好,个人行为也要监督和限制,所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彼此相互的管理。买粮食要粮票,到机关办事要介绍信,进门要填会客单,搬家要派出所批准,还要疏通粮店和邮局,调工作要人事处同意,结婚要领导签署意见,寄文章出国要部级单位保密审查。不必说调动工作或办出国护照更要过五关斩六将。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个人的消费,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交换。生产过程也包含了一系列交换。有人对铅笔的制造从原材料采集到成品出厂作一统计,要经过近二十多次交换。铅笔还是一种最简单的产品。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伴随交换的进行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市场经济只好停止运作,最后只有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经济才行得通。

  大家都知道,中国小轿车的价格比美国贵一倍多,如果分析每一个部件的生产成本,多半是中国比美国低,但整车价格反而贵出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交易费用高。轿车是一种复杂产品,其中包含了上千次的交换。如果能把因这些交换而发生的公文往来、扯皮、盖章、开介绍信、开会等非生产性的交易费用统统都减下来,轿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

  从交易费用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下述现象。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能出口复杂产品,而市场不发达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有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投资建了一些生产复杂产品的工作,按计算产品成本很低,很有竞争力,但建成之后被复杂的政府规定和官僚关系弄得寸步难行,几年之后也不能投入生产。中国住房紧缺,但许多住房建成后半年一年也没有人搬进去住。因为分配住房的交易费用极高。住房分配会是最耗费时间的,背后还有数不清的个人接触(所谓做工作),弄得不好还有人寻死上吊。

  超级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质量划一,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也就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最近国内有人反对明码标价,提倡漫天讨价,着地还钱的做法。说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商品的价值。不知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何在。如果美国超级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用这种付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售货员增加10倍也不够用。相反,如果中国市场上消灭了一切虚伪欺骗的价格,人们不再在价格上动脑筋赚钱,而去发展生产来赚钱,整个社会的浪费将减少,生产将增加,生活将改善。

  

  ■ 自由价格万岁

  万岁这两个字常常用作政治口号。如果把它用到严肃的学术论述上,就显得轻率了。正像"绝对"这两个字也极少用在学术上,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真理"只是相对正确而已,在讨论经济问题中尤其不能用这一类十分武断的字。现在我把"万岁"和价格联系起来,并不是说价格真的会存在一万年,而只是强调它的存在远比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为远。

  从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决不可能再继续几百年。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更因为浪费资源产生的环境后果严重,地球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从社会的内部关系来看,贫穷差距扩大,失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都与经济制度有关。事实似乎证明了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什么样的制度可能取代市场制度?我设想将出现一种新制度,其中人们将更多地追求非交换性的满足,如健康、创造、友爱,较少地追求可交换的物质性的享受。新制度中更多的道德规则取代市场规则。我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但不少同行们批评我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然而在我这个"异想天开"的新制度中,价格仍必须存在,而且价格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必须加强。原因很简单,只要有稀缺性,就必须有效地利用资源,杜绝各种浪费。如果没有价格来标明各种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引起各种错误的替代,造成资源的浪费。人类社会如果希望继续存在几百几千年,就必须珍惜有限的资源,价格的作用显然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我们已经习惯于有一套价格,以至于不了解它的重要性。正像人们习惯于地心吸力而一直到牛顿之前的几千年里不能认识它的存在一样。由于有了物与物的相对价格,作为社会中的人才有了"价值观",才有所谓"友爱比黄金更可贵"一类的断语。具备价值观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归根结底,价值观是从价格来的,价格是从交换产生的,这一切都是物与物相交换时比较各自的稀缺性而产生的。如果果真有一个没有价格的社会,人们将失去以此为根据的价值观,没有了稀缺性的根本概念,我的有限智力实在无法想象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不管多么不能被大家接受,我仍旧要说"价格万岁"

  有人想象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就可以永远丰裕下去,甚至可以用黄金去盖厕所,说明它的资源配置严重失当,这个社会不论它有多么高超的科学技术,也决不可能是一个丰裕的社会。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

  关于价格,最怕的是政府的干扰,导致价格不是市场供需决定,从而发生价格的扭曲,用这种扭曲价格加上赚钱的盈利动机,会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贡献相背。例如粮食是社会紧缺的,可是粮价由政府规定而且太低,种粮不能赚钱,此时利益导向与社会利益不一致。过去煤炭也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不得不制订所谓政策性亏损的办法。在政府不干预价格时此种矛盾本来不会发生,然而允许政策性亏损只会把事情搞得更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赔钱生产煤去维持一个低煤价的结果是使一切用煤做原料的企业产生成本虚假问题。比如说发电厂,它的成本中有一半是煤的价格,由于煤价偏低将使电价跟着偏低,进一步又影响到一切用电生产企业的成本虚假,最后的结果是经济一片混乱。

  一般人可能会这样想,价格混乱也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努力生产,物质丰富了生活就可以提高,何必计较价格和盈亏呢!确实,改革前的30年就是按这条思路来计划国家经济的,但结果必然造成穷困。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土地、煤炭、木材、粮食)都是有限的,用到了此处就不能再用于彼处,究竟应该用于何处必须以价格和赚钱为引导。如果拿黄金去盖厕所而不是做首饰;拿地毯当窗帘用;用大卡车去载客;在铁路运输价格更低的情况下却改用公路运输;应该进口的商品却在出口,如此等等,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富裕社会?

  改革前一只手表价值100元,一个馒头价值5分钱。这样的比价告诉消费者,你要少吃2000个馒头才可换得一块手表。但事实上根据改革的经验,手表和馒头的比价大约应该是3001,换句话说,生产300个馒头消耗的劳动等资源就可生产出一只手表。原先由于价格错误,大家不愿多买手表,手表也就生产得少,如果大家早知道比价应是3001,大家会更多地购买手表。这个例子说明价格歪曲如何引导资源使用的选择错误和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手表的价格现在已经得到纠正,这种损失已经避免,但其它商品的价格仍有歪曲的现象,石油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一年出口2000多万吨石油,同时又进口大致相同数量的石油。同一种商品如此大批量的进口和出口光是运费的损失每年将达几亿元,它只可能发生在我国这种价格混乱的情况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可说是一个笑话。上面关于价格重要性的论述当然是不严密更不完整的,要把道理说透的话,必须动用整套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理论,称之为"一般均衡"。它证明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最高。要达到一般均衡,必须是企业都追求利润,消费者都追求效用。但这不是几千字说得明白的。

  这里揭示了一个具有非凡重要性的道理:要使社会富裕(所谓物质极大地丰富),必须对每一种资源作出最高效的利用,判断利用效率高低的唯一方法是用价格作计算。此种价格是由追求自利的生产者和追求自利的消费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形成的。说得简单一点:要使社会富裕,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人必须自利,并且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相反,如果放弃价格这一信息,或者人们不追求自利,或者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社会必定是穷困的。结论是向钱看不但允许,而且符合道德。

  从价格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即让消费者成为生产厂家的主人,从而消灭社会不平最主要的根源,是乌托邦的想法。因为当生产资料全部为消费者所拥有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盈利,因而价格将不起作用。当社会失去了价格信号时,资源使用的效率将受损,结果造成一个穷困的社会。

  

  ■ 色情市场——是禁还是放

  市场交换使双方得益,但并非一切交换都属合法。选票、毒品均属此例。而色情商品,尤其是娼妓的交换则引起广泛的争论。也会有对以下对各方的理由作了初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弊端。

  纽约市最主要的部分是曼哈顿区。这是一个半岛,宽约23公里,长达20公里,东边是东河,西边是哈德逊河,南面是大西洋。它的主要街道很有规律地呈东西和南北向,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横街(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编为第1街、第2街、一直到131号街。往北还有132号到263号街,但那已不在曼哈顿区,而是进入布朗克斯区。纽约最繁荣的地段就是从曼哈顿最南端到60号街这一部分。

  著名的华尔街、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共汽车总站、高102层的帝国大厦都集中在这一块地带。这里还有堪称全球最高档的首饰店、服装店、礼品店和百货公司。但这一切和42号街一带的熙熙攘攘相比,又略逊了一等。42号街是繁华区中最热闹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性用品商店鳞次栉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性娱乐市场。

  性用品商店公开出售各种色情用品,有小说、图片、录音录像带,男用和女用的性交工具,内服和外用的壮阳药和春药,反正凡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东西一应俱全。这里还有规模不一的黄色影院。小的像一间厕所,顾客进去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投下几个硬币就可以在自动录像机上看几分钟录像,这称之为窥视影展(Peep Show)。有的提供裸体女郎全身展示。入夜以后这一带到处可以看到妓女或妓男(提供同性恋服务),当然还可以看到脱衣舞表演。性商品的广告用各种方法挑动过路人的色情欲望。到过42号街,才认识到由于性娱乐市场的存在,人们对如何满足性的要求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开发,正像人们研究食物和饮料一样,色情业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它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一种性行为。

  42号街是一个典型地区,事实上它附近一带都开有许多类似的商店。这一带习惯上被称为"红灯区"。不但纽约有红灯区,其他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红灯区。不但美国如此,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如此,只不过规模比42号街小,也不那么集中了。最近几年在东南亚国家(地区)性商店也逐渐增多。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天主教影响大的地方,性还没有成为商品。

  市场经济建立的原则是买卖要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换的协议上。所以只要有需求的一方,又有供应一方,双方都出于自愿,而且在价格上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交易就做成了。只要这种交易不给第三方带来损害(例如工厂为完成订货的生产而造成污染),那么必定有利于当事人,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当市场给每个人提供交换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

  但是,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交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禁止交换的?

  有的。举例说,选票是不允许出卖的。即使一个人因为穷而快要饿死时,他显然愿意出卖选票以换取食物,但此种交换仍被禁止。再如人体器官也不允许交换。乍一看来,这些规定不利于交换的当事人。但这样规定是出于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这些基本权利,日后可能会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性用品虽然和个人的基本权利无关,但是否允许公开出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掀起一番热烈争论。其结果是时而放松,时而严格,但没有作出过完全放开或完全禁止的决定。从几十年来的趋势看,则是趋于放松。但有一点是大家认识一致的,即这类商品有害于青少年,所以禁止出售给青少年。美国有些州租借黄色录像带时必须保证自己的居室可以和孩子的居室隔开,而且规定将内容泄露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算是犯法。

  性用品既然有害于青少年,难道对成年人就无害了吗?买卖双方自愿是否必定有益于双方?最明显的一个例外就是毒品。性用品虽不像毒品危害那么大,但肯定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负作用的大小与当事人的具体条件有关,因此这成了一个难于判定的问题。黄色书刊可能引起性暴力事件,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考虑,因为交易使第三方受损。但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有充足的调查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近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对色情业的管制最松,但强奸的发案率却最低。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证。强奸发案率低未必是管制放松的结果,可能是日本人的文化、道德和治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加强对色情业的管制发案率或许能进一步降低。

  限制色情商品的另一点顾虑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造成失业。一个中等知名度的色情电影明星,在美国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而世界级的色情明星年薪可达百万。她每天收到的崇拜者发来的信超过美国总统收信的数目。在前文《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中提到过,服务业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都创造出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产值。经济学家们估计,美国每年色情行业的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色情商品的交换受到限制,隐蔽的交易十分发达,它真实的交换数量远超过表面上能看到的。色情商品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经营的项目。1990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对色情电影中演员身体的暴露部分加以限制。这项法律立刻遭到澳影剧界的反对,他们估计此项限制将降低澳大利亚摄制的色情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每年将使澳大利亚损失几千万元的外贸收入。

  多数人认为妓女提供的服务应属禁止交换之列,因为此种服务不同于理发、饮食,它已接近于出售人体器官,有辱人格和尊严,它造成性病的传播,还可能导致家庭的不和。世界各国政府无例外地对卖淫业持否定态度,而且在法律上一度加以禁止。但事实证明它很难完全禁绝,因为有人愿卖有人愿买,法律禁止的结果是交易转入地下,管理更困难,危害更严重。于是许多国家干脆承认这一现实,改为将卖淫业限制在红灯区,妓女要登记,营业要纳税,政府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保障红灯区的治安,使这种交易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于是卖淫和嫖娼成为合法。但这种行为仍受道义上的谴责。一个有嫖娼历史的人不能竞选议员,更谈不上当总统。正好像一个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并不犯法,但道德上被人看不起。

  最近有一位名叫妮盖·罗伯茨(Nickie Roberts)的女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历史中的娼妓》(Whores in History)。她本人虽无当妓女的经验,但曾做过脱衣舞女,因此与这一阶层的妇女有广泛的联系,对妓女的实际生活相当熟悉。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妓女由于收入较高,能大大改善生活,因之健康状况也更好。她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虽然有时也被老板殴打,但不当妓女同样可能受丈夫的殴打。

  确实,妓女的收入肯定比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从事卖淫呢?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著名大学所在地)小镇的火车站等车,看见候车棚里写满了提供性服务的电话号码。再有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在休斯顿开会,6月那里天气已很热,旅馆里虽有空调,噪声吵得难以入睡,大家就在外面聊天。到午夜一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姑娘,先是问路,后来又说要打电话。我们觉得可疑,盘问之下才知道是位妓女。她在警察局关了两星期,刚放出来,身上不名一文,只好重操旧业。她有自己的家,但父母知道她在卖身不许她回家。我们问她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她说希望赚上2000块钱回家去。有了钱家里就不会嫌弃她了。她希望找归宿,她认为父母的家还是最安宁的窝。那天她已经游荡了一整天,又饿又困。她要求给她一张床睡上一觉。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闲着的铺。临走时她求我们不要告诉警察,然后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当然,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向警察报告,因为不愿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再制造麻烦。

  对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们没有向警察报告,是我们支持违法活动吗?还是认为禁妓这件事在法律或道德上是错误的?显然都不是。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一逻辑上的矛盾正好说明了娼妓问题的复杂性。凭着自己的正义感,对这一丑恶现象大加谴责,甚至采取果断的极端措施,可以使娼妓减少甚至表面上不再出现,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还可以制造出新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我国1950年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彻底消灭了卖淫吸毒等现象,这一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里有什么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坚持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 假如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19931123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已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第三章 民主制度:美好国家的守护神

  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丰富?人口多少?公民素质?资本雄厚?国土辽阔?——这些都不是!

  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你眼前。

  

  ■ 什么是国力的基础?

  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实力?这是《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所讨论的核心题目。也是许多几百页的巨著试图穷尽的疑团。

  土地、矿藏、是自然赋予的天然的潜在财富,它未必能成为现实的财富。非洲一些国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可是国力十分虚弱;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但国力堪称一霸,这些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天然资源与国力并无直接关系。

  人口多少也不能决定国力强弱。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发展中的国家。

  人口的素质也很难决定国力强弱。苏联是一个十分注重科学和教育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科技在世界上列于前茅。可是苏联解体之后人口素质高的优点并没改变,而且整个社会失去了章法。政府里贪污泛滥,市场上黑手党横行,以致生产连续倒退,国力衰败之极。

  资本的雄厚确能说明国家的实力,但资本是国力强大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资本可以造就一个强国,那么穷国进口资本就可以变强。但事实上一些穷国往往将进口设备糟塌殆尽,更不用说先进设备未必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好的产品未为能卖得好价钱,卖得的好价钱未必会再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孤孤单单的资本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

  那么什么是一国致富的条件呢?我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制度。所谓市场制度就是财产权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

  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有了市场制度,社会的各种资源都能得到最恰当的利用,生产中的浪费减到最低制度,正是由于经济运转的效率高,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比之非市场制度下的劳动所得报酬高得多。所以许多非市场制度的穷国的百姓想方设法移民到市场制度的富国中去,使他们同样的劳动获得高出数倍的报酬,不论你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从这一点来看,市场制度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它比之一切高新技术所能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高出十倍百倍。我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牺牲了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艰苦奋斗几十年,以为可以换取一个幸福富强的社会,但结果是国民经济闹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采纳了自由选择的市场制度之后,物质空前地丰富。创造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和富足。

  市场制度的原则虽然十分简单,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市场制度的优点,原先实施其它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在试图转移到市场制度上来,但要做到保护产权和自由交换却非常不易。就拿我国来说,财产权的保护就很脆弱。国家的财产被非法瓜分、侵犯、蚕食,发生了许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案例,每年都有上万件侵犯国家财产的贪污案件。国有企业滥发奖金,亏损严重的国企造假账,制造盈利。更有许多企业靠银行贷款度日,实际是侵犯了百姓储蓄的财产权。

  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也远不够。且不说治安不好,偷抢骗诈的案件层出不穷,还有各级政府用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侵犯百姓财产所有权。农民负担因而老也降不下来。更不用说过去没收土地、房屋、企业、工厂所造成的影响,各种债务债权被注销的影响,都使当今的财产关系蒙受了阴影。这也使一些企业家不愿更多地投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甚至把大笔财产转移到产权更稳定的外国去。

  这种种问题并不是中国才有,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凡是这类问题严重的国家,尽管名义上也是市场制度,却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况。

  至于说到自由交换,更不是易事,用票证来限制交易虽然已是过去的事,但死灰复燃的例子远没有绝迹。农产品的购销仍有严重的官方限制。在进出口贸易中配额、许可证等非市场手段仍有相当的比例。在电力市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土地市场中决不是任何人有钱就可以进入而是通过许多人际关系来实现交换的。说得清楚一点,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或者说,有钱无权的话,你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权力可以值钱,没有权力的人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特权参与交换的环境中,市场的自由交换原则被特权所破坏。人们不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钱,而是靠拉关系、行贿赂来牟利。于是人们争权力,争当官,钻营权势,把力量用在非生产性的勾心斗角上。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富足的社会。

  市场制度承认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也正是市场制度具有无穷活力的源泉。市场制度实施以来的三四百年间,人类社会物质空前丰富,教育普及,寿命延长,人们享受各种科技发明的新玩意儿。这都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结果。当今社会上人们忙碌奔走,主要也是为了利,中国外国都无例外。人原本就是自私的动物,追求自身利益用不着别人去教。而且这种自私动机远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就早已存在。可是在过去,人的自私却是动乱的根源,人们反复地被教导,人不要自私,甚至要"存天理,灭人欲"。那么是什么新的因素参加进来,使得自利的动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呢?有人说,是市场的法律规则。这个论点确实不错。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交换就需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应平等地普及于每一个人;人固然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但这个权利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因此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更应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这就是市场制度下的自利和其它各种制度下的自利的根本区别。

  然而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秩序,事实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办法,打官司不但费时费钱,牵扯大量精力,而且对方也不得不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作陪。一旦官司打输,损失就更大。同时国家还要设立法庭、警察局、监狱。而且这一切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是用于社会内耗的,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靠经常打官司来维持,而是靠市场经济的道德维持的。一个有良好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最初提的问题,什么是国力的基础?我认为答案应该是用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这个答案看似空洞,实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各界人士,各级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各方为此提供的建议非常丰富多彩,但有多少是提倡道德的对策呢?我认为要使我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各界人士将道德对策提到日程上来,此其时矣!

  

  ■ 统一台湾——一个公民的看法

  统一台湾,台湾回归祖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实现这个愿望的途径乃至于性质,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在50年代是解放台湾,用武力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最后的一块据地。当时渡海的船只器械都准备好了,只因朝鲜战争而停止。但解放台湾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除了节假日,经常有炮火交锋。台湾一方则坚持反攻大陆的方针,把大陆政权称作共匪。台湾最大的政治犯是通匪。在这种形势下,海峡一带实际上是作战区,不要说通航,连打鱼也不可能。福建被列为前线省份,解放后30年除了造了一条鹰厦铁路准备打仗之外,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项目。福建成为沿海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自己忙于"文化大革命",统一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海峡对岸则竭尽全力搞建设,大大地拉开了两地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开放改革以后,大陆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中央领导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越来越成熟,手段更灵活,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几次对台湾同胞书的发布,从根本上改善了两岸关系的气氛。随着时间的过去,两岸老的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过去的恩怨逐渐成为历史,两岸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海峡成为和平海域,大陆北部的煤炭可以经海峡运去广东,渔业活动为两岸增添了数十亿财富。双方再也不提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特别是迎来了人员交往、商业贸易和投资。和平政策使两岸人民得到巨大的利益,也为国际社会所称赞。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国家或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分裂,成为政治上互相敌对的双方,甚至兵戎相见。相比之下,中华不愧为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两岸人民和领导运用中国文明的智慧,几十年的积怨逐渐消化,展示了民族团结、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的前景。

  为什么要统一?因为两岸人民是同文同种,同一个祖先,同一个传统。如果不是20世纪中叶的那个事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仅是一瞬间),根本不会发生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但这些理由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统一将给两岸人民带来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相反,如果不统一这些利益就会丢失。如果非但不统一甚至相对立,将给两岸人民带来无比大的祸灾。这一点已经为过去50年曲曲折折的两岸关系所证实,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百姓最重实际,最关心安居乐业,因而希望统一,拒绝对立。

  然而社会是复杂的。不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不赞成统一,甚至赞成对立,闹到动武也在所不惜。如果两岸政策被少数人所左右,百姓可要遭殃了。所以关系到两岸统一的事,百姓要出来说话。

  反对统一的人,从他们的局部眼光来看都有充足的理由,但他们忽视的恰是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最重要的前提。尽管如此,对这种一时误入歧途的见解也要耐心等待。如果方法得当,假以时日,赞成统一的人必然越来越多。最后水到渠成,统一就不难了。

  什么是恰当的方法?首先是双方要互相尊重。统一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坐下来谈判的可能,也才有逐步建立信任的可能。相反,故意挑起事端,制造是非,一方胁迫另一方,就可以使长时间努力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立刻烟消云散。统一过程之所以时进时退,正是缺乏尊重所引起的。如果任何一方不珍视过去努力所建立的良好空气和信任,不尊重对方的感情,随便说话随便行动,统一的过程就要大大延长。

  经济上的合作最能体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贸易和投资不但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而且带动人员交往和信息沟通。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统一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活动越广泛越深入,双方互相依赖的程度越高,到后来想分裂也办不到了。

  对统一最有害的是人为制造紧张空气。如果任其发展,说不定真的动起武来。一旦动了武,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虚幻的目标,中国人自相残杀,完全不是文明的中国人所应做的事。如果说,动武是为了统一,那么事实恰恰相反。动武之后如果双方力量相当,相持不下,那么两岸彼此杀了人,就成了真正的敌对双方,统一就要多等待几十年上百年。如果一方不敌,被对方压倒,结果也远不是统一,而是征服。将来的治理将出现无穷的麻烦。和通过贸易投资所出现的局面相比,孰可取孰不可取再清楚也没有了。

  许多人认为,只有保持动武的压力,台湾才不敢独立,这个估计大概不错。但是在武力威胁之下也就不可能统一,对恃的形势就将十年、廿年地拖下去,正像目前的不进不退的局面,直到新的一代领导人出现,用更高的智慧来处理为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将不可能获得扩大的、统一合作的利益。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台湾少数领导人胆敢分裂台湾宣布独立。这样他们将成为民族的历史罪人,被钉在千年的耻辱柱上,相反,如果一方动了武,中国人杀中国人,这个民族历史罪人的名义便将由动武的一方去承担。

  如果两岸确有一批"仁人志士",认为必须动武,而且不是叫别人去打仗送死,而是自己愿意为崇高的统一目标牺牲在所不惜。不妨专门划出一块地盘,让两岸的武士们在那里拼死较量一番,过一过动武的瘾。既免了搅乱别人的和平生活,也让他们的心愿得以满足。

  以上就是作为一位普通中国公民、作为炎黄子孙的我,针对统一祖国的一些想法。总而言之,我的原则就是: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坚决反对用战争的方式。只有和平的手段,才能取得和平的成果。

  

  ■ 人民公仆,咋不习惯微笑服务

  1980年前开放伊始,人们开始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去旅行,并把那里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国内,当时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里的礼貌和秩序,中国人生活6在那里别的不会说不要紧,有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那就是"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不论是英、美、德、法、澳,只要是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例外,那时的苏联是教育水平很高、人民素质优良的国家,可是这三句话却不普遍。相反,人和人争吵倒是经常得多。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不同,甚至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也会反映出来。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协商妥协以谋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计划经济则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上。我要坚持原则,并不尊重你的原则。同一个原则,双方理解不同,一样会引起争吵。市场经济要能成功,一切事情都要有效率,礼貌和秩序正是效率的基础。

  现在还缺什么?当然,缺的东西还多着呢。不过有一样却是带有关键性的,那就是官员们为人民服务时的微笑。这种微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是缺的。过去官员是父母,父母管教子女微笑不微笑原本不是问题;现在不同了,官员是公仆,仆人为主人服务当然应该有笑容,可是这种笑容不但稀缺,许多人从根本上觉得有悖常理。只有百姓陪着笑脸和官员打交道,哪有官员陪笑脸的事。企业的会计到税务局去缴税,要在炎热的院子里排上几小时的队。等轮到你时,发现你填的表有一项不完整,立刻被扔了出来,铁面无私毫不留情。这还是主人向仆人付钱的情况尚且如此,如果你打算办户口、办护照,规矩就更多,光陪笑脸恐怕还不够。

  为什么?有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误解,以为政府是领导人民的。百姓心目中认为政府是当然的领导;官员们也自以为当领导的舍我其谁?所以百姓在和政府打交道时自己先矮了三分,而政府官员一开口便是领导的口吻,就是发指示的姿态。当惯了官的人,习惯成了自然,张口就有一种官腔。只有碰到比自己官还大的人才偶尔改变一下。其实,领导中国人民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各级人民政府。相反,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政府当然必须有权威,因为他有责任管理公共事务。谁都不听从政府的话,事情非乱套不可。但政府之权威仅仅是因为享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光是微笑服务所能达到的,而是靠政府的道德表率作用。忠于百姓、爱护百姓,体谅百姓,这样的境界不是做不到,但确实相当难。倒是政府常常滥用权威,欺侮百姓。前几年美国的一位业余摄像师无意中拍摄到警察在公路上蛮横殴打一个黑人青年。因为他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件事在美国一时成为头条新闻,因为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竟然有这等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其实这类事在美国并不少,只是因为被摄像机摄了下来,抵赖不掉才成为一大新闻的。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管理,这一点也不错。但政府用什么姿态去管?是运用权威、居高临下、铁面无情,还是平等待人、面带笑容、充满爱心,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大家都说,市场经济好是好,可是一切向钱看,甚至敲诈勒索、冒伪劣、贪污贿赂,风气太坏。有的人宁可不要市场经济的富裕,愿意回到富有人情味的社会风气中去,但是市场并不和人情对立,两者是可以兼得的。这里的关键就是政府的表率作用。首先让我们期待官员们的微笑服务作为朝这个方面前进的第一步。

  

  ■ 政府的职能只能有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地方,如分配平价外汇,分配进出口配额,审批低息贷款,调拨平价物资,核准土地使用,分配住房,分配紧缺商品的机构,都是最容易发生经济问题的地方。如果再增加一些政府机构去监督上述部门,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最可能的结果是同流合污。这样做不但不可能减小上述单位的贪污机会,反而又增加了一些有贪污机会的单位。

  政府的职能除了监督少数垄断商品的定价和征收税金外,只限于维持市场秩序,例如禁止冒牌、欺骗、欺行霸市、违约、侵权等。当然,做到充分的自由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种条件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如果不能大大扩大民营企业的比例,自由经济的进程就要大打折扣。

  

  ■ 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

  市场经济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诀窍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把每个人发家致富的努力汇集成为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们自私的愿望不再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反而促进了彼此的幸福。市场经济中权责利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而不是宗亲关系之上。每个成年人都有自主地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为了防止契约侵犯他人的利益,所以要有法律,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凡与法律抵触的契约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法律不同于契约,它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原则。

  法律对于市场的重要性,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和宣传,已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但管理一个市场光有法律还不够,因为法律只规定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并不能保证市场运作的效率。为了提高效率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它使得同一件事可以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由此可见,管理条例虽然也是由政府制定、颁布、执行的,但它完全不同于法律,它实质上属于契约的性质。它不同于一般契约的,仅仅在于它是由一方单独制定的,并没有征得另一方的同意。这是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能逐个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而不是因为像法律那样,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管理条例实质上是一方缺席的契约。

  但是在我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政府常有至高权威的国家里,官员们似乎有一种习惯,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种习惯影响下,主管部门颁布的各种管理条例,往往缺乏和对方商量的精神,而只顾自己的方便。其结果是与制定"管理条例"的初衷相背,不是提高效率,方便各方,而是叫当事人往返奔走,浪费时间和精力。有的条例成了刁难对方的借口,既不能给自己带来方便,还给别人设置障碍,甚至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所以才有办一个合资企业盖几十个图章的怪事。

  所谓"对方缺席的契约",其核心精神是指一方无权强加于人,相反,它应当是平等协商的结果。所以在制定条例的当时,便应尽量考虑当事人可能提出来的反建议,并想法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条款。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为了出国申请护照,必须有正当理由。对方邀请可构成正当理由,但邀请信常用外文书写,为了审查方便,当局规定外文邀请信必须译成中文。同时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可靠,必须由被授权的翻译机构来翻译。这一系列规定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要点,即如何从申请人的方便出发,使事情能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费用办成功。成千上万的申请人很可能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政府雇请兼懂外文的人才去办理申请护照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省往返请人作翻译的时间耗费、将译文打印成文、以及翻译本身的费用。这笔费用对每个申请人而言,总在50元以上,而如果由兼懂外文的办事人员处理,所增加的额外费用平均在每一笔申请上大约只不过二三元钱。这样所节省的社会成本全国每年可达上千万元,这仅仅是几百几千件类似规定中的一个例子。全国每年因政府颁布的条例不尽合理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浪费恐怕要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比较穷,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做生意,买卖货物,提供服务,都出于双方自愿,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其特点是任何一方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由不得客户挑选。处于这种垄断地位,政府即使像宰人个体户那样索取高价,百姓也只能就范。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即使政府将所赚的超额利润用之于民,对整个国民经济仍是不利的,因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如果个别部门将高收费当作单位的福利来源,则无异于以权谋私,离开贪污仅一步之遥。政府部门以其垄断地位收取额外费用,在社会上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其危害性更不能用金钱来计量。

  政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正是制定和执行各种管理条例,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平等的契约一方,将极大地改变政府职能,同时也将改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 反腐肃贪,怎样取信于民

  每次看到揪出贪污分子的新闻,心中总会感到受鼓舞。这次宁波涉及70多人的大案曝光,更是令人高兴。尤其是这个案件牵涉到一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的许运鸿,确是大快人心。

  应该客观地承认,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向贪污作斗争的决心是巨大的。比许运鸿位置更高的人,像国务委员陈希同,只要犯了案,一样受到惩罚。共产党内虽然有贪污分子,但党的肌体基本上是健全的。任何一个干部,只要有人揭发,哪怕材料不很过硬,纪检部门也会认真去追。尤其是高级干部,一旦被盯上,罪恶迟早被揭露。因为群众十分关心的正是高级干部的问题能否一视同仁地被查处。

  可是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越是揪出高级干部的问题,群众越是解气,但心中的疑虑也越重,是不是还有更高级的干部要被揪出来,并且确实在期待爆出更大的新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难道要揪到总书记大家才满意吗?这种心理十分有损于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削弱国家的领导力量,尤其是不利于为全国人民树立肃清贪污的信心。如果没有更高级的干部揪出来,肃贪的工作似乎还做得不够。因此应该寻求一种如何克服这种不断寻求更高级干部贪污问题的不正常心态。我不是说高级干部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而是说不问事实如何,一味怀疑高级干部的廉洁性,是一种有害的不正常心态。

  群众的这种心态从何而来?是因为对高级干部的怀疑。为什么独对高级干部有怀疑,而对一般干部的怀疑较少?因为一般干部有上级管着,为非作歹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越是高级的干部,监督他们的人越少,难怪他们对高干有不信任感。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最核心的问题是少数高干确实有置身于法律之外的嫌疑。当然,他们并没有牵连到某一件诉讼案子,法律对他们是否适用并无事实根据来作判断。可是事实却可证明,舆论对他们的批评监督从来没有出现过。批评尚且不许可,遑论法律的制裁?

  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搞个人崇拜,而且搞到了极点,把领导当成神而不是人。谁个批评他,立刻可以以言治罪——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判刑甚至处死,比之一切邪教还要厉害万倍。邓小平同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毛泽东还原为人,并且将他一生的功过作了七三开的估计。由于破除了个人崇拜和迷信,这才有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对高级干部缺乏公开批评的陋习,至今尚未破除。这一陋习并没有帮上领导干部的忙,事实上是帮了倒忙,导致了老百姓信心不足和一味怀疑的非正常心态。

  以上,是我从宁波贪污大案想到的一点建议。要让人民对铲除腐败、肃清贪污充满信心,就必须有一个政治透明、法律平等、监督彻底的民主气氛活跃的大环境。

  

  ■ 配合政府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

  I、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从19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土地被割让,主权被侵犯,人民被奴役,财产被掠夺,外国军队和殖民地官员侵犯中国百姓的人权,故中国人的中心目标是抗击外侮。当时认为只要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御敌,所以满清政府造了许多兵工厂、开了学堂、培养技术人才。但因为军队组织涣散,政府腐败,光是武器拯救不了中国。于是80年以前由学生和教授发起的五·四运动提出要使中国强盛,缺的不仅是武器和技术,尤其缺少了民主和科学,中国人称它是"德先生""赛先生"。以后的半个世纪,为了追求民主和科学,有几百万仁人志士为之牺牲。这期间先是内乱,军阀混战,后是日本侵入。到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和平发展的希望。本来应该是民主和科学得以大行其道的机会,可是事实这两者都没有任何进步。到了1976年毛泽东死的那一年,经济面临崩溃,供应奇缺,粮食都不能保证吃饱肚子。尤其是人权丝毫得不到保障,人们可以随便被拘禁、关押、拷打,甚至处死。一个国家普遍地缺乏人权,连领袖也不可避免被抓,被斗,被拷问,被抄家,生命受到威胁。要得到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攫取权力,所以文化革命是一场夺权的混战。如果把对方打倒,对方就可被你摆布;如果被别人打倒,自己便失去了一切,可能包括生命。所以夺权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文革期间在每一个机关、学校、工厂等等都分成两派或三派,彼此夺权,你死我活。人类过去的历史中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充满了阴谋、残忍、诡计多端。这并不奇怪,任何人被置身其中时,为了自身的安全必定变得残酷无情,寡廉鲜耻。

  1978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整个改革过程是一个逐渐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但由于对经济理论的错误理解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改革遭遇巨大的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所有制被全民所有制所取代,它是严厉被禁止的。缺少了明确的所有权,交易难以进行,而交易是市场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下,货物由计划分配,不取决于愿出多少钱去买,因此不可能发生市场竞争。按理说,个人所有权和自由选择理应受到欢迎,但意识形态的阻力非常大。文化革命禁锢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虽然许多人在文革中受了罪,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文革之后,人们开始思考过去。小平同志适应时代潮流领导共产党解放思想,纠正了对毛的个人崇拜,将他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客观地评定他的功和过。20多年以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改变了面貌,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对外贸易连续20年以15%的年率增长,而且有几千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几亿人口脱贫,这些变化在中国恐怕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如果我们比较五·四运动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20年,也许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和科学只有通过市场的建设才能得到发展,而不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市场是一个伟大的的老师,它教育人们为了平等和自由而奋斗,因为市场运作是基于这二者之上的;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发展就等于平等和自由,而是说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容忍市场化的渐进变化,它确能带来惊人的成就。相反,如果政治领导人思想僵化像文革时期那样,容不得变化,国家就将陷入麻烦,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从过去的经验看,多半是以暴易暴,于是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循环将继续下去。

  II、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改革

  所有的政治改革都面临一系列限制。如果没有限制,也就没有必要搞政治改革了。政治改革的目的,正在于逐渐消除这些限制,所以从事政治改革需要很高的技巧。

  改革是政治领导人和百姓群众的一种合作。没有这种合作,任何政改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具备这种合作精神,就要首先培育这种精神。

  从事改革的个人和组织应该明白,政治领导人也希望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只要可能,他们会为此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约束条件,并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受着要求改革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推进改革的人应懂得领导们经受的约束和压力,应帮助领导减少约束,同时用和平的方法增大要求改革的压力,这样改革成功的希望可以增大。

  我国最初的改革主要出于政治压力,因为文革结束时有几百万件冤假错案,他们的状态亟待改进。但改革20年之后的今天,改革的主要压力是财政性的。因为大批国有企业亏损,造成国家银行的巨大坏账。如果不加制止,政府将走向破产。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正义受到破坏,只有高速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这些矛盾,因此经济因素已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

  政府领导们面临的改革约束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担心改革失控,最稳妥的办法是照过去的办法办,也就是不要改。从短期来看,这是对的,但从长远看,没有改革国家将走向衰退和动乱。所以政府必须在改革和稳定之间寻求折中。所以我们常常见到改革有时前进,有时倒退。为了减轻这种约束,推进改革的人应比较改和不改的后果,分析改革可能造成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约束是关于决策过程的约束。中国的决策过程被称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决策方式在邓小平时代并未有多大变化。已如前述,如果领导的人权能较好地得到保障,他们能较自由地发表意见。否则,如果说错了话,站错了队,他们会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每个人都要猜测别人如何说,特别是最高领导持什么意见,所以中国的事情与第一把手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改变决策过程并不容易,改革力量应保护那些因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减少领导人的顾虑,使决策过程能更充分吸收各方意见。

  第三方面的约束是既得利益者的抵触,为了减少这种阻力,政府要对因改革而受损的人适当补偿。这要求政府和共产党有较强的财政力量,准备这种力量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不要向领导提出挑战,不能提多党制、三权分立、实行普选等口号。相反,应充分肯定过去改革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向领导权提出挑战,结果很可能是政改之门被关闭;而不改革会造成矛盾激化,对一切人都不利。相反,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倒可能打开改革之路。其实,百姓关心的只是人权,他们并不关心民主。例如香港回归之前,当地百姓的人权得到尊重,他们虽然在港督统治之下,但不是亡国奴,他们的当地人和英国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香港百姓从来不问是谁在统治他们,也没有民主的要求。只有当百姓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诉求民主。

  我国改革以来,个人权利有了巨大进展。现在人们可以辞职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可以旅行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甚至可以出国;可以打官司,甚至把政府当被告;在私底下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但公开的还不行)。最重要的改革是政治领袖们的人权得到较好的保障。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可以平安退休。彭德怀、刘少奇、贺龙,许多部长们都被迫害致死。改革之后许多领导退休,仍过着和平生活。万里、乔石等人都是和平退休,连赵紫阳也还有机会玩高尔夫球。这一变化大大缓和了领导层之内的个人关系,一个比较民主的气氛可能出现,这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再有是没有政治犯被处死,这和文革时成千上万反革命被枪毙相比,有了巨大进步。人权法治方面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宪法中加进了民主和法治的说法,当然,纸面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作很大努力。

  现在中国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方面还有不少问题,社会正义受到挫折,有特权的官员有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方面情况改善得不够快,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共同规律,发展中国家变为民主法治国家要用很长的时间。

  III、和政府合作

  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来推动政改,必须和政府保持合作,这种合作要注意方式。一方面它必须独立于政府,是一种民间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和政府保持沟通,传达各种信息。如果民间力量等同于政府,就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如果和政府闹对立,它们很难存在下去。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防止文革重演,一个广泛侵犯人权的悲剧。中国共产党没有否认文革是一个错误,但至今未能对文革作出有深度的反思,其产生的根源,何以发现出了错而不能纠正,今后如何防止等,都没有认真地广泛讨论过,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文革过去20多年了,新的一代人根本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儿。这对中国是一个现成的危险。对于推动改革而言,首要的迫切任务是总结文革的教训。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很情愿,理智地想一想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文革对党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如何能让它卷土重来呢!

  中国第二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国企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但事实上它已成为共产党政权一切经济麻烦的总根源,党的控制权正在被它严重地削弱。而且权力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份额是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党所设定的三年脱困的目标,看来要落空。国企的缺乏效率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经验。中国特色是要坚持以国有制为主,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早一日觉悟比晚一日觉悟造成的危害可以减少一些,国企民营化,提高了经营效率,国家从税收中得到补偿,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第三项改革的任务是教育人民从奴隶或暴民的轮流转换,改革成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公民。这要树立新的法律、道德、习俗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人权观念,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孔夫子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一个分等级的构架之上,他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权的构想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居然想出一个社会人人平等,没有特权而仍能治理得有条不紊。

  中国人习惯上将政府官员认做父母,官员将百姓视为子民。官员处于支配地位,而百姓处于从属地位。这种观念与民主社会是不相容的,中国百姓遇到欺侮时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一个大官为他申冤,这在农村中尤为普遍,其结果就是个人崇拜。虽然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巨大破坏,但许多农民及城市工人仍旧崇拜他。在现代社会中,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建立在某种契约性的规定之上,百姓委托官员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并雇用公务员处理公众事务。但是在中国,政治家和官员是天生的领导,人民则是被领导。当百姓对官员失望时往往采取极端手段,即造反,而不是按法律办事。中国的这种政治现实远远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应有的,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就是在压迫和造反的循环中度过的。这种关系不中止,不可能出现民主社会,改变这一观念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过程,它需要耐心和踏实的努力工作。

  中国政治上的危险在于政府和百姓任一方失去耐心,进而导致冲突。所以对百姓的耐心教育是重要的,也应受到政府的欢迎,这应当是推动改革社会力量所应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其实政府官员不过是穿了制服的百姓而已,官员的问题最终是百姓的问题。教育的内容应是守法,培养谈判和妥协的精神,取消和抵制特权。这些观念在原来的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是没有的,或极其薄弱的,但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却是极重要的。

  中国人和共产党必须深刻懂得人权的意义,人权是一个普遍概念,它与国别、文化、民族无关。特权和人权是彼此抵触的。如果某些人有特权,其他人便没了人权;如果每个人都有人权,就不能允许任何人有特权。所以得到人权的方法很简单: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

  法律的原则是公正。在现代社会中很难会制订一部缺乏公正的法律,或赋某些人予特权的法律。所以特权是隐蔽地存在于司法的实践之中。它通过不公正的判决,政府权力的滥用,权钱交换,漠视法律等表现出来;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中,百姓要得到公正的对待要支付巨大代价,甚至要送掉性命。

  市场制度允许贫富的分化,但这种分化遭致了批评。事实上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是有益的,如果它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因为它奖勤罚懒,鼓励人们为社会更多地创造财富。同样地,人们都不欢迎权威而喜欢平等。但政府权威是有效治理社会所必要,所以我们不应反对贫富分化,也不应反对政府权威,应该反对的是有钱财的人有势,有权的人弄钱。政府的责任之一就是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用钱沟通权力。要教育百姓容许贫富分化和尊重社会权威,缺乏这种教育的百姓不是当奴隶就是起来造反。改变这种心态需要很长时期的宣传教育。

  

  ■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是对一切门类的社会科学家具有诱惑力的重大课题。当今的制度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又被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公民所关切。然而,对制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因为社会科学中迄今为止很少有相近于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可信的理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外困难。过去这方面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以后,原先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崩溃,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面发展,这已成为迫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大量文献多半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过去的经验互相矛盾的例子俯拾皆是,结果是越讨论越使人糊涂。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动用清晰(不是模棱两可)的理论工具,从而提出有逻辑上有比较坚实基础的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克服稀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结论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种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供需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寿命大幅度地延长,教育普及,消费品极其丰富而且多样化。但同时资源消耗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成为日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换言之,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成为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过去人们常以为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产品可以极大地丰富,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表面看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格结构引导之下,科学技术才会朝克服稀缺性的方向。反过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可以向以自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发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技术所必要的激励和信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会使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引导科学技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封建制度时科学技术成为帝王家庭的玩具或炼丹术,在社会主义时成为没有商业价值、专门向领导表演的技术),所以克服稀缺性的关键手段是竞争性的市场和均衡价格,而并非单纯的科学技术。

  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一个资源日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厂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更精确地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益,到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称之为交流。今天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费领域却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起之所致。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塌。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 从致富之道到致乐之道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变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透彻地懂得这一点,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这点心得告诉别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两篇文章就能做到的。

  由于研究了经济学,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一个措施、一个项目、一条办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财富成了方向标。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以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黄有光教授的文章,"经济成长能否增加快乐?"虽然快乐不能客观地度量,但是主观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由什么决定的。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人们中做了大量调查统计,并不能证明快乐由财富决定。即使有所影响,也决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这些研究不能不使经济学家深刻反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时候,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了浙江的陈惠雄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人本经济学。讲的要意就是说,人要追求快乐而不是金钱。他甚至断言,平均寿命而不是人均国民收入是测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最终指标。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钱没有关系。爱情是得到快乐的重要来源,可是它也可能给人以烦恼。从来没有谁告诉我们如何从爱情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如何避免爱情的痛苦。婚姻和家庭也一样,既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痛苦。有时因为一念之差把一个温馨可爱的家搞成了烦恼之源。钱能给人快乐,可是也能给人痛苦。一些人变成了守财奴,成了钱的奴隶。甚至为了钱不但出卖了良心,而且把命都送掉了。可是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做钱的主人。有些人懂得如何花钱,不但生活安排得好,也会用钱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份能耐可不是哪位教的,而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的教育只教人如何赚钱,而不教人如何从钱得到快乐,更没有教没有钱也能快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经济学里面有所谓帕累托改进,意思是说一项措施使社会中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市场经济就是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进,整个国家就变富了。这里的损益都是经济上的。我们不妨把帕累托改进用在快乐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因此而增加,社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妒嫉心理或红眼病则相反,它使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减少。可是从学校到社会大家都忙于赚钱,没有人讲这些道理。结果呢,财富是多了,但是快乐总量没有增加。

  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和他们谈话是一种乐趣。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我想学他们如何使人快乐的本事。我想这是天下最重要的学问。那些使我痛苦的人,自己是否增加了快乐,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而且他们是达到了目的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要防止文革重演,经济学是不够的,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它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却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想一想,这门快乐学重要不重要。

德 篇

         道德:自由社会的润滑剂  

   道德以利他为前提,结果是利己,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交换以利己为前提,结果是利他,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道德维系社会秩序,交换沟通市场;二者的完美结合,构成平等、自由、幸福的人类大家庭。

第四章 道德的错觉

  中国在20世纪初才结束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社会,20世纪末才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长达数千年的旧道德,主要是为维持专制的平民社会服务的。其中有着大量的糟粕,也有一些永恒的精华。

  面向21世纪的公民社会,我们该怎样扬弃?

  

  ■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伦理观念源远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

  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频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汉高祖也"徒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谪"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

  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十多年前的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特价而沽仍被当作投机倒把。

  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免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思,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

  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到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如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作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

  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所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同时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得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2000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制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交接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由懒洋洋的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以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果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统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以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理(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

  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确定道德演进的方向,了解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研究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底利谁?

  1819世纪之间,我国文学家李汝珍写了一本小说,名叫《镜花缘》。书里讲了一位叫唐敖的人,由于宦途受挫,跟随他的妻弟林之洋到海外去游历。途中经过了许多国家,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他们经过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君子国"

  君子国里的人,个个都以自己吃亏让人得利为乐事。小说的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在衙门里当差的小兵)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接着小说又描写了另一笔交易。这笔交易中的买方认为货色鲜美索价太低,而卖方则坚持自己的货色既欠新鲜,又属平常。最后成交时买者尽挑了次等货物,引起公众议论,说买者欺人不公,买方只好将上等货下等货各携一半而去。第三笔交易的双方是在银子的成色和分量上发生了争执。付银的一方硬说自己的银子成色欠佳,分量不足,而收银的一方则嫌成色超标,戥斗又过高。无奈付银人已走远,收银人只好将他觉得多收的银子秤出,送给了过路的乞丐。

  小说中关于君子国的描写,提供给我们两点思考。

  第一,双方让利和双方争利都会引起争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争论,都是由各方偏袒自己的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关心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以别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同样会引起争论,结果我们仍然得不到一个和谐的、谐调的社会。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在现实世界的商业往来中,虽然双方都以谋利为目的,通过讨价还价则不可能。小说里不得不借于两个路过的老翁或一个乞丐,用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幸亏乞丐是从外国来的,如果他也是君子国人的话则纠纷永无了结之时)。这里包含着一个极深奥而且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由于君子国内不能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均衡,从动态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成"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最适宜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亡,被"小人"国代替。

  从这一点来看,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当然,从现实出发,为了减少争吵,每个人都应多关心一点别人,多克制一点自己的私利。可是这一点如果变成了各方行为的目标,就会出现君子国里的另一种争吵。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国里的滑稽的争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可是下面的讨论会逐渐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一部分确实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有类似的原因。或者说,是和利益原则的误导有关。

  第二,君子国里每个人的动机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人们做交易的动机是什么?不论是原始的以货换货,或是现代社会的用货币换取商品,交换的动机都是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些,更舒适些。如果没有这一点动机,人们为何不辞辛劳地去参加交换呢?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各种物质享受,从针头线脑到冰箱彩电,都是通过交换才得到的。如果绝对避免交换,每个人就只能到农村去种粮种棉花,用土坯垒房子,向土地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了。当然这样也可以勉强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曾经以这种方式生存了几万年。但他们绝对不可能享受任何现代文明所提供的最起码的成果。

  君子国里的人已经有了国家,又有了市场,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摈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选择了通过交换来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道路。既然如此,他们又何以在交换的时候拒绝考虑自己的利益呢?当然,如果交换一开始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利益增进他人的利益,"君子"们的行为或许还可能发生。可是每一个参与过交换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参与其事的,另一方面在交换进行的过程中却又反对自己的利益,这种前后不一贯的动机是矛盾的。

  

  ■ "义务为群众做好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去在宣传学雷锋的时候,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道: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电视台作这样的报道,目的在宣传那位学雷锋的好心人,观众的注意力也被他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那几十个人的长队,这种宣传就毫无意义了。可令人思考的是,这几十个人却完全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拣便宜的。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过去人们以为普及为别人做好事就可以改进社会风气,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拣别人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为别人做好事的人。

  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义务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广。免费修理招引来的人,手里拿的多半是破损得厉害,本已不值得再去修的东西,有的干脆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现在因为可以免费修理,修理花的功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也都是别人的负担,他们自己所花的代价只是排队要用的时间而已。如果再有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替他去排队,自己不必花费这个代价,等候修理的队伍恐怕还会长出几倍。从整个社会来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时间和排队的时间,结果只是将一件很难再用的器皿修得勉强能用。如果将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时间,加上排队的时间去从事更有效的生产活动,一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从经济效率看,这种义务修理的活动也是弊大于利。

  

  ■ 分苹果的道德困惑

  甲乙二人分吃苹果。甲捷足先登,一手拿走了大的。乙甚为不快,责怪甲说:"你怎么这样自私?"甲反问道:"要是你先拿,你要哪一个呢?"乙答:"我先拿就拿小的那个。"甲笑道:"如此说来,我的拿法是完全会合你的愿望的。"

  在此,甲拣了乙的便宜,因为乙奉行了"先人后己"的原则;然而乙却无法拣甲的便宜,因为甲并不奉行这个原则。所以当社会里只有一部分人奉行"先人后己"的原则时,必定有一部分人吃亏,另一部分人占利。长此以往,势必引起争吵。可见这种"先人后己"的原则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愿意实行的话,最终是行不通的。

  如果甲乙两人同时都奉行这个原则,上述这个分苹果的问题仍旧无法解决。国为两人都要先拿小的,又会在新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正如在君子国里发生的事。不但两个人组成的社会里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许多人组成的社会里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中除掉一个人以外,其他的人全部都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将全社会的利益都归这一个人享用,至少在逻辑上还讲得通。如果连这个唯一例外的人,也转而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除非它的利益可以输出。再从地球上的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输出利益是没有可能的。

  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上的原因,是在于从社会整体来看,不存在"别人""自己"的差别。虽然对某一个具体的张三李四来说,自己就是自己,别人就是别人,二者决不会混淆。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他自己时,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他又成了别人,他的利益又应先于别人(另一个自己)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就陷入了矛盾。所以"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要求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真正得以实施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当然这决不是说,先人后己的精神不值得称赞,或者这种行为不高尚。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还能记得,当"斗私批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也正是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的私欲膨胀到极点,图谋篡权杀人的时候。那时大多数善良天真的老百姓的相信斗私批修可以成为普遍的社会准则,因而真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投机分子,他们窥察出"君子可欺以其方",别人斗私批修,正是他们大捞便宜的好机会。他们以打倒剥削为借口去抄别人的家,却把抄来的金银财宝装进自己的口袋;他们号召别人"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别人为了革命的利益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以便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加上一笔;他们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只要自己能图得一官半职。我们在前面只分析了"先人后己"在理论上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又证明了此种原则普遍推行时在实践上所出现的矛盾。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那时所提出来的许多口号正经受着分析和批判。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经过认真的重新思考。有不少宣传材料仍旧用老一套的说教来要求群众,在民事纠纷调解中,甚至在法庭审判案件中,陈旧的观点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 交换,帮我们找到利益的均衡点

  善于思考的读者对于前面提到的两个人分苹果的例子一定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先人后己"不能解决合理分配的问题,难道"先己后人"或者什么其他更高明的原则能解决这个难题吗?苹果是一大一小,参加分配的就这么两个人,恐怕神仙也找不出好办法来。

  但是,在一个有交换的社会里,上述难题就不难解决。这两个参与分配的人可以通过协商取得一个双方都同意的解决办法。

  例如这一次甲拿大苹果,下一次乙拿大苹果;或者拿大苹果的人向拿小苹果的人支付一点补偿。在有货币的社会里,后一种方法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只要将补偿的金额从最小的单位(一分钱)算起,逐步增加,一直到任何一方首先同意拿小苹果再加上补偿为止。因为最初补偿的金额和,我们可以认为双方都愿意拿大苹果。当补偿的金多到某个程度,甲乙双方之中有一方同意拿小苹果加补偿时,另一方面仍旧愿意拿大苹果并支付补偿,所以此方案是同时能被双方接受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补偿的金额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超过大苹果价值的一半。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小苹果的价值小到接近于零,拿小苹果的一方也不会感到吃亏。此时他拿到半个大苹果的价值,另一方拿到一个大苹果同时支付了半个大苹果的价钱,双方拿到的价值是相等的。所以在有货币的情况下,补偿的金额必定大于零,小于半个大苹果。我们有把握说,只要双方是理智地考虑这一问题,就不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具有利益的均衡点。

  

  ■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对上面三个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

  古今中外的革命毫无例外地都是受压迫的人们组织起来,反抗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少数人。或者说,革命是出于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漠视自身的利益。因此革命的最终目的,不可能是建立一个否定初衷,否定自身利益的社会。有少数人强调说,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很高的觉悟,他们都恭敬谦让,不为物质利益而争吵,否则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理想且不说它不能实现,而且直接与原来革命的目的相背离。如果克制谦让能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大家都克制一点,当初的革命就不会发生。

  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如果仍旧是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社会难免还要发生革命。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人类革命史上的悲剧,它没有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原则,使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受侵犯,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都得到尊重。过去革命的结果只是由这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改变为由另一部分人来压迫这部分人;或者由这个阶级专政改变为由那个阶级专政。人类要运用极大的聪明和理智,才能从这种无穷无尽的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循环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或任何一群人——作者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 德行一定就是善行?

  善行即是德行,很少有人对善和道德加以区别。但仔细想来,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重合。善使人感到美的享受,是一种自然的赞同。道德则除了对善的赞同之外还有一种自觉的约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

  母爱,它给人类以美的感觉。母亲给怀里的孩子哺乳,端详着柔软稚嫩的小生命,她的乳汁点滴地被吸进鼓动着的小嘴里,她会感到满足和幸福。那个小生命此刻没有任何惊恐,他或者捏着小拳头,蹬着双腿来表示他的得意;或者甜甜的入睡,因为他是安全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这样的图景给人以安详、快乐的感觉,因为它符合于善。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说母爱是合于道德的,因为动物也有母爱,我们不能说动物具有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是调剂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准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善的内涵比道德更广,但也有一些例子不符合善却合于道德,例如对罪大恶极的人处刑。

  讨论善和道德的关系牵涉到道德是否可以教育的问题。已如前述,我们不能认为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甚至不能认为仅仅是从上辈的教育得来的,因为这将引导到善恶是动物的天性的荒谬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善的概念的形成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关,道德观念也是这样。

  但也应该承认善与恶的准则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变化但变化极慢。它决不可能像上物理课那样,通过几个小时的讲解,加上一些实验和习题就可以改变一个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同样的道理,讲物理学也不能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办法,而必须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一贯的逻辑推理。可是我们常常企图用单纯的逻辑推理来灌输道德教育。这样做的意图是好的,但并不有效。况且有许多说教式的道德教育,连逻辑的起码形式都不具备。

  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并非毫无关系。价值判断中必定包含着一些基本的逻辑。一个人喜怒哀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认为某件事是善事,值得去做;或某事是恶事,需要抵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精神病人的行为才完全缺乏逻辑。

  然而是非善恶的判断并非仅仅是逻辑的结论,它终究不同于几何证题。换句话说,善恶判断虽然是一种理性判断,但它并不是从某一公理系统通过逻辑的环扣达到其判断结论的,它在逻辑之外,还有个人经验、周围环境、以及文化素养在起作用。特别是文化素养,素养高的人更多地依赖逻辑判断,比较能正确估计个人行为的社会后果,懂得社会责任的含义,而较少地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相反,文化素养低的人,其是非善恶概念更多地从环境传递给他的信息中得来。

  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是不同的两件事。有能力作出正确道德判断的人未必愿意去实践;文化素养高的人未必是德行高的人;而凡夫俗子倒可能是忠实憨厚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已如前述,道德准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人关于善恶的概念形成之后不大容易改变;社会的道德标准更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但人对行善行恶的决心却可能在顷刻之间作出并会付诸实施。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可能在一夜之内获得提高。因为价值判断会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大于逻辑推论的影响。一篇好的文艺作品,一个动人的新闻报道,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尽管这种改变可能并不持久。因为当人们对这种心理暗示的印象逐渐淡薄时,就会恢复原来的心理状态。但外界心理暗示的反复作用,可以使印象得到巩固,人们的行为规范就会渐渐跟着改变。

  

  ■ 说谎的危险

  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戳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

  1971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他在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之后,被定为毛主席最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他每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手中总是摇晃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表示他忠于毛主席。但后来知道他竟企图谋害毛主席。他自己对心腹人就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事件败露后,大家对一切漂亮的堂皇言词都打上了问号;对许多明目张胆的谎言也习以为常。社会陷入了伦理危机,说什么话都不灵了,做什么事都没有顾虑了。当时确实有一批人沉沦和堕落走向歧路。

  在美国发生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身为总统的尼克松竟说谎掩盖自己在竞选活动中参与的犯罪事实,最后在独立的司法部门的追究之下,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从此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尼克松一案情节虽然没有林彪一案严重,但都是政党首脑,其影响非同小可。

  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加拿大百米短跑选手约翰逊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奖牌和世界纪录被取消。这件丑闻虽然比之尼克松和林彪事件的影响小,但也引起巨大震动,因为这涉及到过去许多成绩和记录是否有假的问题,涉及到运动会的声誉。全世界几亿热心于体育运动的人所关心的,是优胜者真的具备体格的强健的技巧,而不只是一场骗局。

  在我国也有某些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优秀企业家,最后被发现是弄虚作假。其中一个例子是英文报纸(China Daily)19901211日第3版报道广州一邮差历年被评为模范,后来发现他三年内从邮件中偷了近万美元,5万余元港币及上千封信,结果被判死刑缓刑二年。另一个例子是19931214日《人民日报》第9版报道安徽省公证处发布公证书,盖了公证处大印,证明三种香烟"黄山""中华""红塔山"中黄山牌最好,事后发现是骗人的。1992221日《人民日报》第3版报道云南英杰电子工程应用研究所在"WP宽谱治疗仪系列产品"科技鉴定会上弄虚作假,骗取名誉和钱财。本来公证和科技鉴定其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信誉担保。而今这些活动也可以用钱来买,天下还有什么可信赖的事?1992922日《人民日报》第8版张文祥刊文"新闻报出42",说的是过去重庆天气预报不论有多热也只报37(大概因气温高于37度工厂要停工),今夏开始报出了42度。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实为奇闻,可是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晚报》199575日第7版引《新民晚报》报道"淮北成人高考舞弊多",据估计淮北参加成人高考的2000人中有近一半是在校高中生替考。考试原是鉴别良莠的一种手段,考试而可以舞弊使考试完全失去了意义。1995年还发生一位知名歌星在舞台上表演时播放事先录好的录音带,其骗广大听众的事件。《人民日报》1993928日刊登了董天成写的"耍魔术"的文章,并附有两张照片,说的是成都人民北路侧巨大的"万宝路"香烟广告。每当听说"创卫"检查团或其他类似的检查团要来检查时,这广告一夜之间变成了"净化环境,美化市容"的标语牌。原来有人在香烟广告上套了一幅罩布,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这些都是大范围内的欺骗行为。

  这些事例说明,在大范围内进行欺骗活动是极其危险的事,是极严重的犯罪。它的损失虽然未必计算得出来,但使社会道德水平降低,后果无法估量。

  有趣的是无论个人、团体或政府,如果经常说谎,最后会受到谎言的报复。当有人造谣中伤他们时,他们无论如何申辩也无济于事,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的申辩仍被人当作假话。说惯了假话的人还以为别人也说假话,于是对外面传来的一切信息都打一个问号,结果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只相信他自以为是的东西。

  在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对群众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们行为的感染作用也越强。所以有"上行下效"的说法,而从来没有"下行上效"之说。在家庭中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机关里是上级,在整个社会中则是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种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道德面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故宫太和殿皇帝宝座的上面悬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光明正大",目的是宣传皇权代表着真理。然而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成为上层社会腐败的温床。所以贪赃枉法,假公济私,以权营私,贿赂逢迎,双重人格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相反,一个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不大可能堕落,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影响来营造一个彼此勾结的私利集团。

  

  ■ 道德比法律更重要?

  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律,这一点已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但要不要依靠道德却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讲求利益,讲了利益就没有道德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更需要道德,不过这种新型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有些重要的区别。当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约束的原因之一是,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较是成本非常低而效率最高的一种约束。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是很费钱的事,除掉个人为打官司要支付成本,社会还要为了维持法治支付更大的成本。警察、法院、检察院、监狱等都要花钱去办,而且这些花费都不是生产性的。法律行为甚至是反生产性的,因为一个人一旦犯了法,非但社会为了处理案件要负担成本,罪犯本人还要为此支付更大的成本。他或者被罚款,或者被判刑,这都是成本极高的活动。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不需要人监督,没有诸如监狱一类的执行费用,更没有犯罪之后判刑对个人造成的损失。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事。这样的社会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从这一点来看,法律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最好是存而不用。

  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最明显的原因是道德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而法律则很少介入到生活中来。一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寝,除非他不与人接触,道德一直在支配他的行动。譬如和人交谈要讲礼貌,这就是道德。人与人打交道崇尚"礼尚往来",这也是道德。孔子的弟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也是道德在起作用。人们遵从道德约束,成为习俗,以至于习以为常,不觉得是约束。法律则不然,大多数人一辈子既没有学过法律,更谈不上打官司。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社会,不是法制严密、执法无情、动辄得咎、处处提防的社会,相反,是人人觉得被别人尊重,与人为善,安居乐业,和谐融洽的社会。

  道德是一种鼓励人们向上的积极力量,它促使人们去关心别人;而法律则是对侵犯别人利益行为的消极制裁。道德在一个人采取行动之前对其行为的动机发生作用;而法律只对行动的后果有效。道德每时每刻在对思想犯进行劝导,而法律则决不能对仅有犯罪动机的人处刑,否则法律就成了任意镇压别人的工具,因为动机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证据的。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法律就不能影响行为的动机。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制裁,对可能犯罪的人起到威慑作用。如果法律只能对已经成为事实的罪行起作用,而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那么法律就变成了对报复的规定,但按法律规定行刑的刽子手杀人则是合法的,被害人或其亲戚朋友为报仇而杀人却是违法的。

  对人的制裁只有国家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也会造成问题。如果司法机关力量太薄弱,或工作疏忽,甚至缺乏公正,就会造成被害一方投诉无门,最后铤而走险,用非法的手段诉诸正义,自己却反遭法律的制裁,落入可悲的境地。

  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144团蒋爱珍一案即为此例的典型。蒋是一名青年护士,因受他人打击诬谄,却又投诉无门,最后她持枪杀死3名诬陷者,自己被判刑。新闻界对此案的经过作了详细报道,读者对蒋的遭遇无不感到同情,可是对她的结局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惜。此案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又经《人民日报》的报道唤起了广泛同情,如果发生在"文革"时期,蒋有可能被上钢为反革命杀人报复罪。蒋究竟是否有罪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

  人们的这种反映说明了法制本身不可能圆满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这种受害人自己保护自己或对犯法的人施以报复的行为有人称之为自行执法。自行执法不同于"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防卫,而自行执法则是对不法侵害进行事后的报复。当今各国法律对因自行执法而犯法的行为虽然宽严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历史上自行执法是人类社会实践上的一个既成事实,不但自行执法历来被人们认可,而且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但不认为是犯法,而且认为是德行。

  《基度山恩仇记》就是一部关于自行执法的故事。  

  ■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合法吗?

  《水浒》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说的就是鲁达(后来出家起名鲁智深)因镇关西欺凌弱叟孤女,失手将郑屠打死。这桩故事深入人心成了千古美谈。

  既然如此,为什么各国法律都倾向于否定自行执法呢?从法理上讲,因为现代法律不鼓励报复(这与古代法律不同),一个人无论犯了如何残暴的罪行,即使被判了死刑,也要用痛苦最少的办法将他处死;古时的腰斩、凌迟等酷刑现在都已废止,而自行执法多半出于报复心理,这与法理相悖。其次法律不但保护好人,同样要保护坏人。

  监狱中的犯人仍受到法律保护,对他们侮辱打骂都是犯罪行为,被自行执法的人,往往失掉法律保护。如果鼓励自行执法,很容易造成一个破坏法律的风气,对社会是很危险的。此外也有技术上的困难,因为自行执法时可以选择的余地极少,除了把人打一顿,破坏别人财产,或干脆把对方杀掉,很少有更多的可行办法。而且在自行执法的过程中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后果。从法律上讲,不容易判定执法有没有过度,而且对自己怀疑的人施行报复,因为证据不实,很容易弄错。

  另一种可能是希望维持执法者本身的权威,所以将执法的权力垄断起来。有些执法者对侵犯人权的事麻木不仁,然而同时对忍无可忍条件下自行执法的事却反应出奇地灵敏和严厉,为了垄断权力不惜做恶势力的包庇者。可见法律要维护社会安定,不但法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而且法律的执行也必须公正。如果一味强调法律而不顾及作为法律基础的公正和道德,就会引起争论。《妇女之友》1992年第7期虞路、董服民报道了发生于云南省陆良县医院内的一件事。护士范榕峰不堪奸污她而成婚的"丈夫"郭黎疆的虐待,于19876月离婚,但郭不断对范施暴,范向各方求援无应,最后她和她的弟弟杀死了郭。虽经地方检察院抗诉,法院仍判范5年徒刑,范的弟弟无期徒刑,现省检察院已报请最高人民检察提出抗诉。另一例子载于《北京晚报》1994219日第12版。河南夏邑县太平乡64岁老太黄高氏因儿子黄英民横行乡里,决定大义灭亲,纠集孙子和另外两个儿子将黄英民用板斧砍死。结果法判黄高氏徒刑6年,两个儿子各5年,孙子因不满18岁,判了2年。

  在我国还发生另一种极端情况,即以私刑代替法律,甚至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冤杀好人。《人民日报》1989220日第5"五十法盲举手,杨忠福人头落地",报道1988618日端午节贵州遵义青年农民杨忠福好意将吃包谷的马拉走,却被马的主人认定偷马。在50多名群众举手表决下杨忠福被砍头。"文革"时广西几个县以及湖南的道县等地,成批地处死"地、富、反、坏、右"时,也曾用过让群众举手表决的办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群众专政的口号下被非法处死的何止成千上万。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认为风暴、雷电等坏天气是妇女的诡计引起的;有人甚至"证明"了一位航海家从丹麦起航的航行中所遇的风暴是女巫造成的。1450年到1550年的百年间光是在德国就有10万个女巫由于这一类原因被处死,多半是烧死的。(参见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8)这种怪诞的观念至今并未绝迹。1992731日《北京晚报》载尼日尔南部的宗教狂将干旱怪罪于妇女的淫荡。他们袭击了酒吧店、妓院和穿超短裙的妇女,把她们的衣服在大庭广众下剥得精光。《参考消息》1991416日报道:"随着巴西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裁决,杀妻有理论终于休矣。"巴西历来对因妻子通奸而杀妻的丈夫宣判无罪,理由是"维持荣誉"。在19801991年的期间内有722名男子以维护荣誉为由杀害了被指责犯有通奸行为的妻子。这次巴西最高法院驳回"维护荣誉"说的理由是"杀人不能被认为是对通奸作出的一种正常合法的反应。因为在这类犯罪案件中,所维护的不是荣誉,而是把妻子视为其私人财产的那种丈夫的虚荣心、自负和妄自尊大"。要能使法律成为社会正义的力量,不但法律本身必须公正,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执行必须超越种族、集团、党派的利益。虽然有许多案例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议,说明这一点很难做到,但应尽一切可能做到。否则给人以一种印象:法律只是某些人的掌中玩物;法律完全丧失了它的庄严。

  此外,法律既有限制人们行动的作用,又有保障人们行动自由的作用,而且限制的目的全在于保障。换言之,没有一条法律是无缘无故地去限制一些人的自由。与此相应的法理学的原则应是无罪推定,即除非人独犯了法律而且证据确凿,人是无罪的。换言之,人可以做任何法律没有禁止的事。与此相反的是有罪推定,即人只可以做法律规定允许做的事,其他的事情做了统统都是犯法。如果法律在制订和执行中在这一点上有所偏颇,也会造成法律的扭曲。当法律被扭曲时,社会正义被践踏,邪恶势力容易抬头,更谈不上发挥道德的作用。被扭曲的法律对于其基本权利要靠法律保护的普通人而言,还不如没有法律,因为又多了一个侵犯他们的权利的借口。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值得我们思考,即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的问题。

  1984年一位名叫约翰逊的美国先生当众焚烧国旗泄愤,被州政府以有意损坏国旗罪逮捕并起诉。5年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以54一票之多判定:焚烧国旗是受宪法第一条修正"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在此之前,美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有保护国旗的地方法律。由于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使这些地方法律律失效。护旗派不甘失败,但要使护旗成为法律,必须修改宪法,这必须有2/3的国会两院多数通过,还要有3/4的州批准。护旗派虽然在民众人数中占绝大多数,但在有权投票的精英分子中却占少数。此案的前途取决于对宪法的认识。

  一般认为宪法是法律之法律,是制订其他法律的依据,所以被称为根本大法。从这个意义来看,政府和立法机关必须遵守宪法,换言之,他们在执行法律和制订法律时必须按宪法行事。宪法是管政府的法。为什么要管政府?因为怕政府无缘无故侵犯百姓的权利。所以百姓虽然要守法,却并不是直接去遵守宪法。判决焚烧国旗受宪法保护,恰恰悄除了焚国旗的动机。因为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允许你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烧它呢?" (《读书》1995年第10期第64页,东来:《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读书》199512月第80页,沈铮:《从国旗谈到宪法》。)

  

  ■ 法律的作用在于威慑而不是报复。

  因为法律的作用在于威慑不是报复,要使法律起作用,必须广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如果法律对百姓保密就完全不能起到这种作用。可是法律要不要公开,在历史上有过争议的。

  在公元前约500年时,郑国子产把原来不公布的法公开铸在刑鼎上,遭到了贵族和统治者的反对。这些人认为"()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且"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认为老百姓知道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就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统治者就失去了威严,百姓就难治了。

  现代的法律概念认为不公布的法是"非法之法"。在我国至今也还有不少不向大家公布的内部法规,它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可是又不让人知道,有时把它称之谓"土政策"。例如过去对申请出国的人员要进行"政治审查",但对什么样的人不批准出国,始终向群众保密。更比如邮政局对于邮资和寄送邮件包裹标准的规定虽不是"内部"的,但到1996年初为止,北京市内80%以上的邮局没有公布或公布不全,办事员可以趁其兴之所至提出各种要求。但很少有人据""力争的(大概争了不但无用,反而更糟),说明大家已习惯于生活在不公布和不明确的法规之中。

  

  ■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的规定原则上不可违反道德准则,否则这种法律就成为非正义的。尽管在人类历史上非正义的法律并不少见,但它终究不能长久。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已逐渐步到大体上符合于正义和道德。详细的法典非常浩繁,即使是法律系毕业的博士也不可能完全地记住它。但普通人只要凭他的道德和良知做事,他即使不懂任何法律也不至于犯法。一个人来到外国,虽然外国的法律和本国的法律未必一样,他只要按道德规范行事,一般也不会触犯别国的法律,这说明各国民族的道德观念大体上也是相通的。

  浙江的张赞华曾提出"自私""损人"的界限不容混淆。人可以自私(当然并不鼓励这样做),但决不容损人。如果有人起劲地反对自私,却闭口不谈不容损人,他的动机就值得怀疑,因为人人都不自私,甚至人人都斗私,都把自己应得的权利和利益让出来,就正好为少数坏人的损人行为开了绿灯。不自私和不损人是道德和法律的界限。道德要求人们不自私,而法律只要求不损人。

  张赞华还提出将损人的期望值作为是与非,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所谓损人的期望值就是某一行动的后果会造成别人受损程度大小的一种可能性衡量。只要此期望值大于零,即有可能造成对别人的损害的行为,不应认为是非法或有罪;反之,任何表面上看来是何等的"自私自利"或不合常规的行为,只要此期望值等于零,即对别人的损害的可能性为零,这种行为就是合法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采取法律手段加以干预。"文革"结束之后还一度反对妇女穿高跟鞋,留披肩发。她们这样做又碍着了谁?可是一些工厂派人在厂门口手持斧头和剪刀,剁高跟鞋,剪披肩发。这也说明为什么思想罪不能成立,一切对于意识形态的控诉都没有法律依据。

  然而不损害别人的行为尽管不犯法,仍旧有是非善恶之分。每个人都有权利对别人的行为作出独立的评论。社会的道德风尚需要群众的评论来维持。张赞华还进一步提出,量刑的轻重由上述期望值的大小来决定。

  

  ■ 道德值多少钱

  人的行为后果按对人对己、有利有害的区分,可以有四种组合,即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不利己。

  从道德评价来看,利人的行为都是合于道德的,尤其是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更是值得称颂的。而损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是损人利己则更为人所不齿。但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因为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此种行为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但是从道德评价来看,任何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道德评价和利益评价会有背离的情况,况且评价利害的大小往往带有主观性,人们习惯上将自己的利益看得较重,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较轻。所以此闸一开,可能导致严重损人轻微利己的恶行普遍泛滥。

  利人利己的活动是最有益于社会的,虽然从道德评价来看它不比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活动更高尚。人们也许会问,什么活动能做到利人利己呢?当利益的总量一定时,此人多得一些利,他人就必然损失一些利。这在对策论中称为"零和对局",意思是各方损益之和为零,既没有净的损失,也没有净的得益。人们要做到利人利己,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使社会的总利益扩大。这种活动不仅仅局限于重新分配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创造出新的利益。以后我们将论证,商业交换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一切经济活动,除掉少数情况外,都具有扩大社会利益的功能。因此商业活动是既符合于道德又符合于利益的行为,是最值得提倡的善行。

  然而我国的传统道德观中却一贯鄙视商业,嫌弃商人,就连大多数商人自己也未必明白商业对社会的重大作用,而且确实有不少商人用欺骗的手段经商,破坏了商业的信誉,使这一大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活动,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历史教训不光在我国存在过,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同样存在过。不同的只是当今发达国家里已不再存在鄙视商业的偏见,商业活动已成为最讲究信用和道德的一种活动。不道德的人不断地被排除出商业活动的圈子,这种净化作用的结果是构成了一个方便安全富裕的物质环境。而在我国这种转变尚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应该自觉地推进这个认识上的转变,这是我国知识界、政界和实业界的一个重大任务。

  损己利人的行为是典型的道德行为,但是人社会总体来看,每个人对自己来说是"",对他人来说又是""。同一件事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条款、规定等等不可能以此原则作为基础。本书一开头提出来的几种道德的悖论,根源就在于试图将损己利人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推广。君子国里的每个人都要损己利人,结果造成一大堆矛盾;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两个人分苹果,不论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都行不通,只有公平分配才行得通。这说明在制度设计中,对等和公平不但在伦理上,而且在逻辑上是唯一可行的原则。

  

  ■ 损人不利己——不仅仅是个人的恶行

  损人不利己不但不合于道德,而且对社会非常有害。然而这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值得专门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这种行为常可发生于因情绪激动而丧失理智的情况下,例如因气愤而动手打人甚至杀人,闯入仇人家里砸坏对方的电视机等,事后当事人必须负法律责任或经济责任,他往往感到后悔不已。这种出于情绪激动而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人,大多是文化水平较低或较年轻的人,他们缺乏对自己行动后果的判断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行为造成大量的悲剧。

  但是我们切莫以为只有情绪激动的人才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在我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在进行着损人不利己的活动。他们一旦发现某人找到一个可以改进自己处境的机会,就立即予以禁止。在"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手里拿着剪子和斧子准备去剪别人的披肩发,剁别人的高跟鞋,这不就是损人不利己吗?一个农民家里养几只下蛋的母鸡,他把鸡生的蛋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对买蛋的人来讲,鸡蛋可以增加点营养,对卖蛋的人来讲这样可以有一点买盐买火柴的零用钱,而且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可是这却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忌。在"文革"的年代里,集市贸易被取缔,买卖双方企图通过交换而改进一点自己境况的机会被彻底取消,这种做法不是损人不利己又是什么?

  "文革"结束以后,中央的政策是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可是这一政策不断遭到抵制。山西运城县曾屡次发生驱赶赶集农民,没收集市商品的事。至于不许青年人读书,把大学生的人数砍掉了90%以上,(1965年有67.4万大学生,1970年时仅剩4.8)也是损人不利己的又一例证。其它还有动员千百万青年人上山下乡,强制学校教师、科研人员、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等等无数的例子,都曾造成对几千万人的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的损害,而且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利益。这类事情都不是神经不正常或缺乏文化的人做出来的,今天回顾文革中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是什么使人鬼迷心窍,如此之丧失理智?

  "文革"已经过去,这类事情也不再会发生,可是我们决没有理由认为损人不利己的蠢事已经绝迹。在我们的体制中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对别人管、卡、压。有时似乎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不是真的受到了损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保证各方的利益都不受损?对这些问题那些干部们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

  一些专门人才在原单位不能施展才能,可是当他们申请要求调出时却遇到种种阻力;某人要申请出国探亲,他的情况也符合中国出入境法准予出境的规定,可是审批时被驳回;山东某地有四个剧团,因供过于求改革中拟合并,各方均已同意,唯市里负责人不批准(《人民日报》第1988711日第三版);上海一家公司向广东订购一批电冰箱,价格双方均已商定,忽然物价检查部门从中阻拦,说是违反物价政策,不准成交,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做不成了。沈阳两企业为了合理利用资源自愿合并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阻拦。类似的事还发生在上海、武汉等地。有人呼吁:"婆婆"要允许"媳妇"自主结"良缘"(陈丹江、欧阳智撰文,刊于《人民日报》1992710日第二版)。这一类的事实在举不胜举。我猜每位读者都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补充更多的例子。

  

  ■ 好事为何如此多磨

  为什么好事如此多磨?这里有许多原因,现择其要者略加探讨如下。

  第一是出于妒忌心理。

  俗话说"见人发迹自怕穷",当见到别人有好事可以成就,便妒火中烧,必欲破坏而后已。农村中一些专业承包户由于经营得法,连年得利,原来支持承包的政府主管部门就一反初衷,处处设置障碍。有些村民出于妒忌心理,甚至毒死别人承包的池鱼,挖毁承包户的果树。这种行为对自己并无任何利益。但做起来却劲头十足。所谓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也是妒忌心理的一种理论伪装,这种思想貌似有理,其实非但不合于道德的起码标准,而且极有害于社会发展。一个不能摆脱绝对平均主义的民族,其经济决无发展的可能。

  第二是出于过度的防范心理,最后发展成为教训甚至报复别人。

  任何一类好事情都可能被少数心机不良的人钻空子,为了防范这少数坏人,干脆来个一律不准,结果是好事都办不成,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利。某中等城市的百货商店里出售百余元一只的高级打火机,当地某施工单位拟用公款购买,被售货员拒绝。某家大报纸发表评论,说拒绝得对,拒绝得好。

  但人们也许没有想到,如果商店和其他公共服务单位有权随便拒绝服务,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转。邮政局怀疑寄信人要里通外国就有权拒绝收寄;出租汽车司机怀疑乘客用车去做坏事,也可以拒绝出车,这样下去还像什么社会。当然,违反财经纪律,里通外国等等都应该被制止。但财经纪律应由单位和上级的审计部门来监督;里通外国的特务案件应由公安机关来处理。有关部门只能将疑点报告负责审计和侦查的单位,绝不能随便拒绝服务。

  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许多因过度防范而造成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某宿舍区因曾发生偷窃案件,决定将大门用砖砌没,只许走小门。飞机因发生过劫机事件、火车软卧车厢内曾发生过谋财害命事件,便要求旅客凭证明购票。铁路还因少数人用月台票进站无票乘车,决定售票月台票。最近又有人提出来,因为有人在名片上假造职务、单位、地址,要政府出来管一管。但是,因不能走大门给小偷带来的不便远不足以阻止其偷窃动机的产生,倒是每天要进出的居民百姓大大不便。劫机分子和谋财害命的人要弄一张买票的证明简直易如反掌,而千百万正常旅客为了开买票的证明又多出了许多麻烦。无票乘火车的人除了买月台票进站外还有几十种的进站办法,可是普通守法的公民特别是上了年纪上下火车需要接送的老人却深受其苦。

  最近报道北京某单位因订票员倒卖火车票被铁路取消了该单位的订票资格,而不是处分订票员,结果是该单位要出差的人都倒了霉。少数老干部退休后靠过去的老关系经商,钻体制中的空子,牟得不义之财。针对这一情况理应纠正体制中的漏洞,或对具体案件加以查处。但我们的简单做法是一律禁止老干部经商,结果把守法经商的老干部也打击了。

  和过度防范有关的是报复和教训别人造成的损人不利己。上面提到的取消单位订票权就带有教训的味道,其他报复和教训造成的纠纷可说是司空见惯。公共汽车售票员嫌乘客上车动作太慢,故意用车门夹他(参见《民主与法制》1992年第7期:电车售票员关门夹乘客致人死亡案审判记。该案系因乘客与售票员口角,售票员在该乘客下车时关门将他夹住,并按铃起动,结果该乘客(系一军人)在妻子的眼前被车轮辗死。)上次求人帮忙没有得到同意,这次他来求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马路上骑车的人互相碰了一下,如果一方说一声对不起,就不会引起报复和教训人的心理。但如果双方相持不下,就可能听见这样的话:"老子今天非教训你不可。"大打出手的结果就是损人不利己。

  当然,人是应该受教训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说一声"对不起"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远大于拳脚交加的教育作用。在相互交往中,人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对方行为的暗示。一方出口伤人,招来的往往是对方的反目以待;一方以礼相遇,得来的就会是对方的投桃报李。只有具有很高性格修养的人,例如有经验的政治家,才能摆脱对方行为的暗示作用。

  第三种情况是理论上的模糊和误导。

  人们往往以为某种对当事人有利的行为必将损害公众的利益,因而出面禁止。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并不会给任何人造成损害,禁止此种行为的结果就是损人不利己。文革中禁止集市贸易,禁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学生读书等等就属这种情况。禁止这一切的理由是"将使红色政权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十分可怖的吓人前景。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证明,何以参与了市场交易,养鸡生蛋卖钱,学生读书就会遭致任何一颗人头落地。相反,倒是这种乖舛的政策真的错杀了成百上千的人,其中不少是时代的精英。其中最突出的是辽宁的张志新、上海的王申酉和北京的遇罗克。这里所强调的所要捍卫的"公众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也许什么人的利益都不是。所以说这是理论上的模糊和误导。

  但确实也有一些事例,从其直接效果看只对当事人双方有利,但其间接效果会对第三者造成损害。对这种事情加以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不能称为损人不利己。究竟哪类事情具有此种特点呢?我们需稍加详细的讨论。

  工厂生产产品出售给消费者,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某人出来这种交易就是损人不利己。但如果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破坏了环境,造成了对第三者的损害,那么阻止这种交易就不属于损人不利己了。因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有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且阻止损人利己的行为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必要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用户购买汽车,将汽车开上公路,增加了公路的拥挤,使全部使用公路的人增加了在道路上的延宕。这种损失是买卖汽车之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它没有反映在买卖双方的利害关系上,这一类现象在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效应。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方法也不是简单生硬地予以一律禁止,而是将外部效应"内化",即政府对于产生污染的企业,和导致公路拥挤的汽车用户课税,将他们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表现为他们本身的经济负担,再用这笔税金去改善环境污染和道路拥挤。如果买卖双方认为在课税的情况下仍旧有必要做成交易,他们就有权利这样做。用内化的方法处理外部效应在理论上是一种最合理的解决办法,但在实行时如何确定税率以及测定外部效应的程度有一系列困难。附带提一句,避免汽车开上公路增加拥挤而课的税,不应只对新购的汽车,而应对所有的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因为它们对造成公路拥挤负有同样的责任,任何一辆汽车因不愿负担税金而退出公路,都具有同样的减轻公路拥挤的效果。

  甲乙两人达成交易,相应地排除了丙进入交易的机会,这是不是外部效应呢?不是的,这正是商品经济竞争中优胜劣汰机制的体现。在一个没有外界干预能够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优胜劣败的机制可以提高整个社会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避免浪费。从发展中看,竞争是不断保持一个社会有充分的活力来向前发展,避免停滞所必要的。

  

  ■ 损人又损己——不堪回首的记忆

  人与人打交道,从经济上看,利人利己是最有利的,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则是最恶劣的。

  利人利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双方都要得利,这有可能吗?两个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净的利益发生,就不可能双方都得利,而只能是一方获利另一方遭损,在对策论中就称为"零和对策"。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是一种零和对策的格局,有一部分人变富必有另一部分人变穷,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在政治上用现代术语说就是革命和反革命。

  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关系建立在人和人平等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任一方都不能强制另一方。在这种条件下,利人利己的情况才会发生,所以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开辟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切买卖都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国际贸易中买方赚钱,卖方同样赚钱;其实国内贸易又何尝不如此。交易能使双方都得利的原因,是各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避免了劣势。我们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一盒火柴,正是利用了火柴生产厂的优势,避免了自己去生产的劣势。所以交换是不等价的,妙就妙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相反,回顾过去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是强制人们参加,结果都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好好总结一下在经济活动中强制一方参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很难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不再发生。

  其实,损人不利己的事还多得很,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此,见怪不怪了。下试试举一些例子:

  到邮局寄印刷品,当局规定印刷品内不许夹寄信函,因为印刷品的邮资较低,怕寄件人在书籍内夹寄信函,揩了国家的油。有了这项规定,寄印刷品时不能事先包装好,包好了的到窗口检查时,还要拆开。这增加了许多不便,甚至经常引起了口角。有时寄书的同时确有必要同时寄一封信,因为有此项规定,只好另外写个信封贴上邮票,与书分别投邮,但印刷品投递速度慢,对方先收到信,若干天后才收到书,有时弄不清二者有何关系,误了事。这样的规定对邮局并无任何利益。如果信放在书里一起寄走,分拣、投递都一次完成;如果书和信分别寄,分拣、投递工作要加一倍。所以此顶规定可以归之为损人不利己,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以损人为目的,以损己为手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此项规定的利弊,因为这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每年可能上千万元。

  过去发票证(粮票、布票等)时,票证是不许可交换的。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想卖,一个想买,他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影响任何人,禁止他们交换就是损人不利己。推而广之,一切个人之间或法人之间的正常商业买卖,如果第三方出面禁止,都属于这一类。两年以前报纸上曾报道过上海向广东购买一批家用电冰箱,因为成交的价格高于国家限价,上海的物价局禁止他们成交。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反对商业活动中牟取暴利,但采取的措施却不可以禁止别人交易,而只能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引导消费者有寻觅合理成交价格的机会,例如公布各个卖方的索价水平。只有对欺行霸市的行为,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制裁,因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过去限制公民出国,办护照时要通过十八道关卡,每一道关都有被否定的可能(说得难听点,都有被刁难的可能)。其实,别人要去国外,他又碍着了谁呢?不让人出国不是损人不利己吗?("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仅有未了法律案件的人及极个别出国将有损国家安全的人不许出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申办护照的手续比过去大大简便了,但小城市仍旧不容易,而且办护照仅是一例,好的是现在有法可依了。其他许多规定仍无法可依,经办人受刁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的经验,只是没有觉以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行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穷,这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几年变得富了一点正是这种事情逐渐减少。更不容易认识的是自己有时受别人的刁难,生出一肚子怨气,可是遇到机会,自己又成了刁难别人的人。

  

  ■ 理直气壮做好人

  最近在我国几大城市出现了一种可喜的现象,即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专门为帮助见义勇为的义士克服有关困难而准备。多年来每年都有许多义士,有的因与坏人斗争而受伤,有的因救火而致残,有的因抢救处于危境中的同胞而牺牲,致使家属失去生活来源。过去这些困难多半靠民政部门极其有限的救济,而且时断时续,缺乏保障。他们为社会做了好事不应让他们因之而吃亏。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就可使义士们得到补偿一事制度化。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表率。最好再为他们设立专门的节日,以回忆他们的义行,教育群众。

  为社会做好事的人有权得到物质上的补偿或奖励,做好事而受表扬是理所当然,不应当要求做好事的人隐姓埋名。做了好事而不许人声张,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心态。只有那些自己不做好事,而且暗中占了别人做好事的便宜的人才有这种心态。正好像名牌产品做广告,制造劣质产品的厂家心里有气,于是提出要求不许名牌产品的厂家做广告。

  我国多年来要求培养一种社会风气,做好事要瞒起来,如果声张出去这件好事似乎就不值得表扬,至少也大打折扣,这几乎成了一种制度。倡导这种做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是:一个高尚的人不应追求名誉,人做好事不是为了受表扬。对于做好事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尽管过于苛刻,但还不算错。而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看,则既不公平,又不利于社会。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做好事是为了受表扬,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碍着了谁呢?如果因为可得表扬而大家都来做好事,岂不是大大有利于全体成员吗?

  当然,出于道德觉悟做好事的人并不期望报酬,道德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并非一切善行都可以用交换来获得,否则毋须道德来帮忙了。但德行不期望报酬的原因并不是不应该得到报酬,而是因为这类事情无法事先约定报报酬。事后补给报酬又有什么不妥呢!一个行将溺死的人迫切希望有人去救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可以先行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协议再去行动吗?更重要的是道德是一种社会风气,它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持。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又宣传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做的第二件好事,因为他帮助共同维持一个较好的道德环境。

  最糟糕的情况是别人明明做了一件真正的好事,可是对他的动机妄加猜测,怀疑他是为了沽名钓誉才做好事,最后否认做好事的道行,这是一种毒化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劣行径,当这种猜忌心理弥漫时社会将处于道德的危机之中。国际关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国出面制止非正义战争,即使这样做确实出于私心,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行动的正义性。我国在"文革"时许多人受冤枉,说他们本质是坏的,过去的功绩只是为了骗取党的信任。这样看问题的话还有谁愿意去做好事呢?好从和坏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原来"文革"时坏人当道,坏人自己道德卑劣,为了把水搅混才倡导这样做的。

  

  ■ 质疑集体主义

  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至于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社会的集体利益。国家或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所不同的只是体现的渠道不同,在利益这两个字上是相同的,而且利益必须被具体的人所得到。当然,集体利益会和个人利益、特别是局部人的或短期的利益相冲突,但是它最终必定使全部或某部分人真正受益。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都是集体利益,失去了这些个人利益将极大地受损。为了这些集体利益,合乎条件的公民要服兵役,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要遵守法律和公共秩序,但不需要斗私批修,不需要动员这部分人去斗那部人,不需要公开个人的隐私,不需要放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通讯自由、婚姻自由和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虽然这些自由有时候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但取消这些自由的后果更为悲惨。

  按照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所提倡的道德观念,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不道德的,认为"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只要集体利益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就应当服从集体利益,在必要时直至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崇高的道德行为"(见《人民日报》1991715"改革开放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学术研讨会简介"。该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发起。据报道,与会代表认为开放改革以来人们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核心是"道德价值导向的争论,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且"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导向,反对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相当片面的道德观。因为正如本书一开头就分析的那样,将集体或他人置于个人或自己之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既是他人又是自己;既是集体中的一员(从别人来看),又是与集体对立的个人(从自己来看)。如果存在一种"集体主义"对一切人都不利,或者只对一两个人有利,这种集体主义还有什么道德价值?

  开放改革以后道德观念需要调整的重要方面就是将集体至上还原为个人利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这样做,或者从个人的长期利益来看需要这样做。其实这也就是道德的内容,因为这沁就说过,道德的原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我们发现某种集体主义原则和道德原则相背,我们要警惕地问一声,这种集体利益究竟对谁不利。如果某种集体主义原则是以损害集体以外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去维护集体内部个人的利益,这就违背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原则。

  

  ■ 爱国和纳税

  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今十分强调的社会教育,不论学校、党团、工会、或其他民众团体都要找机会作爱国主义宣传。同时公民纳税也是一项普遍的教育,受到十分重视。但拿这两项教育作一比较,恐怕多数人会同意,爱国主义教育受到当局更大的重视,放在更优先的地位。然而以我之见(难免有经济研究人员的片面性),纳税比爱国更重要。原因很简单,如果不纳税,国将不国,你想爱国也无国可爱。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国,首先你要按章纳税。反之,如果你宣称很爱国,可是暗地里偷税漏税,那么有理由怀疑你所宣称的爱国并非出自真心。

  这样的判断恐怕很多人不接受。可常见的现象却是:高喊爱国的人很多,然而在纳税这一关上,却想法绕着走。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我看,是因为爱国的成本很低,一般是表一下态就够了,而纳税的成本却是十分真实的。所以爱国容易而纳税更难。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收入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税收占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6%上升到去年的约85%。税收非但不能没有,哪怕少一点都会出大乱子。反过来说,如果真正杜绝了一切偷漏税,有人估计税收可以增加20%以上,国家的日子可好过多了,想办的许多事都可以办了。失业救济不成问题,民办教师的工资不会拖欠,学校的危房可以加固,甚至对外援助也可以表现得略为慷慨一点,以便和我们这个大国的地位更相称。可见纳税和爱国关系之紧密。可是我们这个一向注重政治态度的国家,却往往颠倒了次序。领导喜欢听其言,而不大注重观其行。所以各项考核中很少听到将纳税成绩作为指标的。

  爱国和纳税确实并非完全等同。大多数情况下爱国是值得鼓励的,尤其是祖国受到外侮的时候。但一个国家打着爱国的旗号去侵略别人则此种爱国完全不可取。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皇军的武士道加爱国爱天皇,是入侵的主要精神支柱。而且爱国爱得偏一点就可能变成爱民族、爱地方。当今世界的不得安宁正是一些人爱国爱偏了造成的。所以孙中山提倡博爱、要爱全人类。而今又发展到爱野生动植物;非但爱本国的野生动植物,还要爱远在外国的野生动植物。爱国的观念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大也在变化着。

  纳税是一个人对自己社会责任感的十分具体的表现。一个人享受着各种社会服务,从公安、交通、国防到天气预报,他没有理由不为此付费。偷漏税的人是想搭便车的人,是缺乏责任感的人,是道德的侏儒。而认真纳税的人是社会中最可信赖的人。国家税务机关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尤其重要的是税务机关要尊重自己,公正无私,礼貌待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章 德行会帮你致富

  国富民强的基础,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市场制度要依靠法律保障,似已被广泛理解;但更需要道德的支撑,恐怕还不是广为人知。

  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约束的主要原因就是:道德约束比法律约束的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不需法律管理的社会,是经济效益最高、道德风尚最好的社会。法律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最好的状态是存而不用;道德是物美价廉的润滑剂,时时刻刻在协调着人与社会。

  

  ■ 交换,它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经济或自然经济而言的。在前者,人们的生产消费都要通过交换,而后者这些都由自己解决,是一个不求人的经济。

  在自然经济内,每个家庭几乎都从事同样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社会由清一色的经济细胞组成。

  但是交换一旦发生,事情就起了变化。当交换是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发生时,交换一定能同时满足双方的需要。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模仿大人做买卖,而是出于双方的实际需要,否则有理智的人不会不怕麻烦,甘愿冒风险去从事交换了。交换能满足需要,这里的"需要"是指下列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

  首先是换出去的东西所需要的生产时间,比换进来的东西所需要的生产时间为少,而且这一条件必须同时为参与交换的双方所满足。举例说,甲用一只羊与乙的一把斧交换,这笔交换对甲而言生产一头羊所需的劳动时间比生产一把斧的劳动时间为少;对乙而言则生产一把斧的劳动时间比生产一头羊的劳动时间为少。换言之,甲擅长于生产羊,乙擅长于生产斧。通过交换,双方同时发挥了各自的生产优势,避免了自己的生产劣势。对于由甲乙二人组成的小社会而言,通过交换节约了劳动,而且前者可以专事种粮,后者可以专事种甘蔗和制糖。这就是发挥了地区的特点。

  有人以为交换只能起互通有无的作用,其实,交换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发挥比较优势或比较利益。比较利益的概念来自于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事实上,任何一种交换都基于比较利益。

  交换出现之后,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参与交换并从交换中受益,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具备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利益,逐渐地人们越来越主动地培养这种优势,以使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举例说,住房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而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盖房。可是盖一次房可以住很多年,一个人一生中也不需要盖许多次房,因此他盖房的技术没有机会得到提高。但当出现交换之后,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盖房,成了盖房专业户。他的经验可以积累,他的工具得以改进,甚至发展出盖房的专门学问,房子越盖越好。

  尤其重要的是,盖房专业户盖的房子是为别人住的,并非为自己住,因而他盖的房子成了一种社会产品。盖房专业户又不止一家,于是同一种社会产品之间出现了竞争。竞争的好处不仅在于给落后的施加压力,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一个盖房专业户弄清楚自己是否确实在盖房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为比较利益只能通过比较才能显露出来,市场在竞争过程中起到了裁判员作用。如果一个盖房专业户在竞争中屡屡失败,他会最终醒悟到,盖房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应该寻求他真正具备优势的行业来谋生。

  由此可见,通过竞争机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专长,人才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们知道,人和人在才智上的差别极大,一个有音乐天才的人如果硬叫他去教数学,不但对他本人是一种痛苦,而且事情还一定办不好。交换带来的另一种好处是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生产,只有为了别人而生产,生产的数量才能扩大。大规模生产可以节省投资,节省土地,可以发明各种专用生产工具,可以使产品的质量整齐划一,从而降低交易中检测的费用等等。大规模生产得到的利益十分相似于个人培养自己的专长而得到的利益,它们同样都是基于交换而渐渐培养出来的,它们都不可能存在于交换发生之前。附带提一句,生产规模决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最适当的经济规模。

  上面谈的是交换给生产带来的好处。交换对于消费来说,同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只可能享有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任何超出起码生存条件的消费,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一种奢侈享受。但当出现了交换之后,人们就可以想出各式各样的消费要求了,只要有要求,就会有专门满足此种要求的生产。过去有坐汽车兜风的消费,于是更多的汽车被生产出来;将来会有乘人造卫星的旅游,卫星发射将更为繁荣。人们的生活用品有成千上万种,人可以参加音乐、体育、旅游以及集邮、养花等各种消遣。这种种不同的消费固然和人类嗜好的发展有关,但最终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

  就拿人类的发明来说吧,它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交换利益来推动的;它是被选择还是被淘汰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它的大规模推广更离不开交换。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人类的发明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它根本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等同于生产力。其实科学技术给我们提供的许多新的机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能够转变为生产力,即能够改善资源的利用或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不能取得经济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发明有成千上万,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件能成为生产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忽然忘记了他们的全部科学技术,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但只要保留着交换,一切新技术就会重新被发现。相反,如果禁止一切交换的进行,现有的全部科学技术就会立刻变为一堆死东西,根本不可能造福于人民,更谈不上再去发明什么新技术。

  在我国一直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单凭科学技术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可以不断地改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科学技术可以克服稀缺性。然而什么是稀缺的,只有通过交换,形成了价格,才能精确地度量,因为稀缺性完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价格无扭曲的情况下,钱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标,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一种新发明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赚钱。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在一个价格系统的引导下才能丰富社会的物资供应。以为依靠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必定能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学技术必须在一个具有正确价格系统的市场经济内发生和运行。如果说科学技术万岁,我们更有理由说,市场经济万岁,价格万岁。

  

  ■ 投机道德吗?

  交换能为双方带来利益,那么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这一类投机行为难道也会给参与交换的人带来利益吗?是的,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内这种交换也能带来利益。这个答案也许出人意外,尤其是果真如此的话,这一类投机行为就不能算是不道德的了,因为它给别人带来了利益。相反,制止这类行为倒反成为不道德的了。现在让我们来论证,何以这类行为会给社会带来利益。

  我们首先定义投机者是自己既不生产也不消费某种商品的人,他们买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出,从事买卖的唯一动机就是从价格波动中赚钱。其次我们将投机分子从整体上作为一个集团加以考察,研究他们的存在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而不去研究个别投机者的行为后果。我们假设全部市场由两部分人组成,即投机集团和正常的生产者、消费者集团。

  如果原来价格没有波动,波动是投机集团哄抬制造出来的,那么投机集团内不仅有人赚钱还会有人赔钱,整个集团的盈亏值为零。因为假定了价格原是平稳的,所以每一时刻正常集团的供应量等于需求量,或者在正常集团内采购此商品的开支等于销售此商品的收入。我们知道,以全部市场来看,采购开支必定等于销售收入。由于等量之差其量相等,所以投机集团的采购开支必定也等于销售收入,即其内部的盈亏相抵。由此可以得知,投机集团并不能从制造价格波动中得利,只有原来就存在着价格波动时他们才能赚钱。

  如果假定在不存在投机集团时价格本来就有波动,投机集团何以能从中赚钱呢?已如前述,投机集团自己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因此他们的购入量必定等于售出量。购销的数量既然相等,要赚钱就只能在价格低时购进,价格高时售出。从整个市场来看,商品价格低时投机集团将它购进,等于多了一个投机需求防止了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价格高时投机集团将它抛出,又等于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了价格的进一步上升。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投机集团如果能赚钱,必定对抑制价格的波动作出了贡献。

  以粮食为例,秋收时粮食供应充足,但粮食的消费一年四季变化不大,所以秋季粮价低,有损于生产者;春季则粮价高,有损于消费者。有了投机集团,他们在秋季购进;春季抛出,稳定了粮价,对生产和消费都有好处。

  也许有人以为只要政府规定一个一年四季的固定价格,价格波动就可以避免,用不着投机集团来帮忙。让我们以蔬菜为例,来看看这种想法是否行得通;在中国北方,冬季生产蔬菜的成本很高,夏季则成本很低。如果政府规定了一个一年四季不变的平均价格,农民必定在冬季少生产甚至不生产蔬菜,而在夏季则大量生产。事实上这样的事也确实在北京发生过,结果是冬季蔬菜奇缺,夏季则大批蔬菜吃不完,只好把烂菜运回农村去做肥料。而依靠投机集团的作用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浪费,同时还可以减少价格的波动。

  有人认为根据市场规律进行有计划的贮藏是有益于社会的,但盲目猜测,甚至故意起哄,混水模鱼则不利于社会。这种看法的毛病在于以为投机商人的计划都是盲目的,而政府的计划则是正确的;以为政府官员的智商比投机商人的智商高;以为为了私利而作的计划都会犯错误,只有为公的计划才符合真理。事实上往往相反,政府官员缺乏责任心或唯上是从,做的计划大大脱离实际。而商人的计划如果出错自己要负经济责任(赚钱或赔钱),所以投机商的计划往往更符合实际。这种看法的毛病还在于将动机代替了效果。以为只要动机是错的(为个人赚钱),效果必定是坏的。其实从效果看,只要投机赚钱,就有利于社会,因此以赚钱为动机并不错;相反,如果投机亏了本则必定不利于社会,因为他们必定在涨价时购进,落价时卖出,因而加大了价格的波动,这不利于社会。

  至此,我们有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投机集团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却从价格波动中获利。如果这笔利润不是靠别人的亏损得来的,他们的利润又从何而来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长途贩运是如何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已如前述,长途商贩也是自己既不生产又不消费的商人,他们的贡献是调剂余缺,使各个地区发挥其生产的优势。而囤积居奇也起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前者是在空间上调剂了余缺,后者是在时间上调剂了余缺。如果将丰盛宴会上剩余的食物调剂到三年灾荒挨饿时来消费,大概没有人会反对,而这,就是投机行为创造利润的来源。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调剂时间不同产生的余缺是仓储人员的贡献,不是投机者的贡献。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内,调剂时间上的余缺离不开这两部分人的合作。由于他们的职业不同,他们的专业知识也不同。仓储专家懂得如何最佳地保存商品,减少各种质量上和数量上的损失,保证储存的安全,正确计量出入库的数量,最合理地利用仓库的容积等,但他们对于各种商品的供需变化却知之甚少。投机者则相反,他们熟悉市场的变化,却不懂得如何管理仓库。

  在一个缺乏市场规则,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内,依靠投机取巧常能获得暴利,但这一类暴利的取得不是依靠投机行为本身而是利用了手中的特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暴利的机会即使有的话也是难得的,而且它常与蚀大本的风险相伴,只有靠特权投机才能稳操胜券。所以我们应该区别以权谋利和投机谋利之间的不同。前者是不公平竞争,后者却是公平竞争;前者不利于社会,后者则有利于社会。

  投机活动对社会有利是假定投机者赚钱的条件下得出的。然而投机者完全可能赔钱,此时他们的活动不是平缓了价格的波动,而是加剧了价格波动,扰乱了市场。所以各国政府都要限制盲目投机,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然而困难在于我们(包括政府)无法判断一种价格波动是正常供需不平衡造成的,还是盲目投机造成的。特别危险的是一个国家内大量百姓的储蓄不是拿去投资兴办企业,而是拿去投机,造成虚假的表面繁荣。各种证券和房地产价格上扬,人们都以为自己赚了钱,这就是"泡沫经济",由于没有生产的支持,泡沫经济最终必定会垮下来,百姓和国家都受到重大打击,若干年内也恢复不起来。

  还有一个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误解,即以为从事投机的人都是一些不守信用的坏人。实际上,恰恰相反,投机活动最需要信用的保证,因为投机买卖往往是买空卖空,投机者涉及到的净收支只是买卖的差额,所以在投机市场上买进一批货不需缴足全部贷款,一般只缴30%,故而交易所规定有过不良信用记录的人不得进人投机事业,且参与期货交易要缴巨额保证金,万一投机者无法兑现,损失由交易所承担,使参与投机的人每人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非但赚钱的商品投机交易能够帮助社会增加财富,其他如资金、外汇、股票、债券、土地、黄金等的投机买卖,只要能赚钱,同样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这里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易。

  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如贩毒。因为吸毒虽然有害,上了瘾的人却身不由己,无力抵制,所以要由法律禁止。严格的意义上香烟交易也属此例,因为吸烟会上瘾,而且害多利少,甚至无利。但当今世界各国还只有对香烟课重税而没有禁止香烟买卖的。倒是在我国,却有一些人主张限制居民用电、吃肉、喝啤酒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这些消费都是不合理的。也许他们自己家里确实不用冰箱彩电,少吃肉也不喝啤酒,可是对于别人来说,什么消费是合理的,只有本人最清楚。限制别人在市场上的选择是人不利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侵犯人权的。

  

  ■ 交换,是如此神奇

  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自然经济是由均一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所组成的,家庭和家庭之间只可能存在很微小的经济差别。但由于交换的推动,各个家庭从事的工作千差万别,这才出现"职业"的概念。社会上出现了百行百业,出现了极其复杂而又互相依赖的经济结构,清一色的自然经济转变成了万花世界。由于各人天生才智的差别以及运用自己才智的是否得法,也由于市场上的运气,产生了贫富悬殊的现象。从微观上看,有些现象令人十分不安,但从宏观上看,结果是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有人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良知战胜邪恶的历史;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古代社会是圣贤的时代,现在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成了盗贼欺诈和强权的社会。有人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不断走向民主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极权主义靠着现代科技和严密的社会组织才能施虐于今。可是,不管学者之间对历史发展方向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分歧,有—点却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人类社会从总量上看,是从贫穷演变到富足的。更多的人享受到了更精美的食物、更舒适的住宅、更多彩的服装,有了机会到远处去观光,结识不同的人群,减少了疾病,延长了寿命。我们现在还要加上一句: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出现,全都有赖于交换。是交换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造成了大生产的利益,给各个地域都提供了发挥比较利益的机会。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参与交换的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交换所做到的这一切是个人分散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统一计划的结果。

  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个人的优势、地区的优势是在交换的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南方有种甘蔗的优势,是从和北方交换中发现的。究竟什么地方算南方,它可以向北推移到何种程度,这也是从交换的竞争中发现的。而且随着人们吃糖习惯的改变,人口的增长,国际贸易的需要等,适宜于种甘蔗的这条分界线经常在移动。当分界线一带的农民决定自己是否应种甘蔗时,他们并不考虑国家计划部门的指示,而是取决于市场信息。他们服从市场信息指导的原因在于他们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例子说明,人类社会的分工是通过交换和竞争形成的。它的基本推动力是个人的利益,它的后果是全社会得益。

  这样一种利益关系的变革,不能不对道德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在自然经济内,个人要帮助别人必须自已有所牺牲;个人要得到利益必然损害别人。这是一种"零和对局"。但是交换却可以使各方同时得益,而且参与交换的动机是个人的利益,因此追求个人利益就不是非道德的了。

  

  ■ "存天理灭人欲"酿成多少历史悲剧

  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渊源于古代的自然经济,这种道德观念必然认为对利益的追求是不道德的。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时季孙氏发了财,孔子的弟子冉求依附于季氏,帮他去经营。孔子知道了大为光火,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礼记》也说,"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在西方尚处于自然经济的时代里同样产生对利益追求的鄙视。圣经里就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更难。

  自然经济下的道德观念既否定了对利益的追求,其对应的人生观就必然是乐天安命。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他称赞额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特别喜欢颜回的乐天安命,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奉行的生活标准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人又将乐天安命的思想推到极点,认为人间一切恶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所以天理与人欲是绝对对立的。

  宋代朱熹提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既然欲望的罪恶如此之深重,人就必须禁欲才能有德行。可是人的基本欲望来自食和色,所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非人性的道德观是根本不可能去实行的。但是对于少数早已横下一条心,准备用一切手段去追求肉欲的人;这种非理的道德说教却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根无情的棍子。他们自己纵欲无度,却道貌岸然在要求别人亡欲。历史上一幕幕无耻的丑剧和一出出人间悲剧,就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幌子下演出的。直到今天,人的欲望仍不能顺乎自然地被公开承认。

  

  ■ 求利者是小人吗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鄙视利益,乐天安命,以至于灭绝人欲,这一串逻辑演变的基础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零和对局特点之上的。交换出现以后,这一切统统站不住脚了,因为交换打破了零和对局的限制,它可以使所有参与交换的人都得利,而又不损害其他的人。因而追求利益成为合乎道德的事,清心寡欲也被开拓进取所取代。我们知道,观念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当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道德观念很难一下子适应过来,由此而发生了空前的混乱。

  如果在今天,我们仍然鄙视物质利益,认为追求利益的都是不义小人,那么交换将严重受阻,社会分工不可能发达,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改进,这是多么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事情。我们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正当权利,并不等于肯定一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都是正当的,否则岂不成了肉欲横流,寡廉鲜耻,人间没有什么道德的禁忌了。所以弄清追求物质利益正当和非正当的界限,是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最重要,又是最困难的一点。

  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是非观念的冲突,已经表现在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评论上,两代人的思想代沟上,甚至表现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案,以及法院的判决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当了囚中犯,又糊里糊涂地平了反;也有的人从不认为自己犯了党纪国法,却被作了处理,可又投诉无门。有关这方面的政策也充满了含糊的说法:既要保护改革家,又要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既要搞活市场,又要打击投机倒把。究竟合法的界限何在,往往各执一词。至于道德的是非就更含糊了。

  由于基础概念的混乱,在实际工作中,最容易的判定是非的办法就是看赚钱的多少。赚的钱多,即使不能肯定犯了法,至少也可以肯定是"剥削"了众人;而且对赚大钱的人作处理,也多半能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于是"高价倒卖"就成了犯法的依据,买卖本身不合法反而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赚钱与犯法终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许赚大钱,结果是堵塞了创新,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经济运转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复,到头来还是大家一起受穷。

  ■ 求仁妨碍求富吗

  社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离不开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不合乎道德的。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对利益追求的权利。但是从个人修养来说,淡漠的物质欲望仍是值得推崇的。一个脱离了庸俗趣味的人,有崇高理想和高雅志趣的人,对物质享受都看得很淡。有人说,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是一个分数,分子是他拥有的各种资源(金钱、学识、人际关系),分母是对幸福的期望,或者说,是实际的享受与期望的享受之比。所以欲望越大的人,越是得不到满足,越是感到不幸福。孔子对追求利益的鄙视固然不对,但执着地追求仁,强调个人的修养则无疑是正确的,所以他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戚戚的原因之一是欲壑难填。只有对学识的追求,对德行的追求,才应该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在这方面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使人感到高兴和满足,这才是永不枯竭的幸福源泉。

  既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要对物质享受抱超然的态度,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无数事实可以说明对于有高尚志趣的人来说,这两种态度是极其自然地浑成一体的。发明家爱迪生由于拥有发明专利而成为百万富翁,但他对物质享受始终非常淡漠。美国在19世纪末叶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出现了许多富豪,可那时也是私人举办慈善事业最兴旺的年代。我国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人民收入增加,各种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也如雨后春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报道。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物质越丰富,志趣和风尚就越有可能转向更高的层次。这种志趣的提升是人和动物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有一个饱和点,超过了这一点非但不是享受反而成了累赘;精神享受却不存在饱和点,相反,你越是追求它,它越会引你进入更高的层次,获得过去没有体会过的满足。对道德、友谊、健康的追求都是一种精神享受;对音乐和艺术的欣赏也是精神享受。在这些方面每个人达到的欣赏和满足的层次不同;处于低层次的人无法体会处于高层次的人的境界。但处于一切精神享受最高层的,我认为是对真理的发现。当你面对着一个前人所未能解决的科学问题,翻阅了并消化了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全部成果,又经过自己长时期的钻研苦思,忽然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再顺着自己的思路往前探索,而且越走越见到光明;你会感到无穷美妙的景色在向你召唤。到那时,你变得废寝忘食,整个身心被一个目标所吸引,变得身不由己,无法摆脱。你还可能几次误入歧途,成天成夜地思索着,是哪个逻辑环扣上出了毛病。这样经过几天、几周的折磨,忽然一切矛盾全部解开了,你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发现了桃花源。实际上那是比桃花源更美妙的地方,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你觉得你变成了仙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恨不得大声告诉世界上每一个人:我发现了!我解决了这个困难问题了!当然,这个快乐的仙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的,只有少数幸运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会有这样的体会。

  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另一面,即物质痛苦和精神痛苦也有类似的区别。物质痛苦是一时的,容易医治的,至少是有办法医治的。饥饿是物质痛苦,进食就可以将它解除,人睡着了也会忘记它。然而精神痛苦却是长期的,很难找到医治的办法。当一个人做了亏心事,他将永远受到良心的折磨,即使睡着了也会被恶梦所惊醒。

  

  ■ 商人光荣

  商业是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它主要的业务就是买进卖出。但是交换却不限于商业,事实上现代社会里的一切人一天也离不开交换,他要赚钱以维持生计,不论他赚钱的方式如何,本质上总是一种交换;他要消费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他大部分的消费也都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不过现代人的交换不同于古代人的以货易货,而是以货币为媒介。但不论是那一种交换,它最本质的特点没有变,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然给双方带来利益。既然一切交换都有这个共同特点,我们不妨重点分析一下最典型的交换——商业。

  商业交换可以给各方带来利益,参与商业活动以牟利便是合乎道德的。相反,禁止商业交换就是不道德的,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商业从来是一种不齿于人的行业。做官发财(往往靠贪赃枉法)算是正道,做生意发财就变成了邪道。民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通过通商口岸渗入到我国广大城乡,西方的伦理思想也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但商业的地位仍旧很低下。解放以后商业战线的职工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他们的工资比其他行业的工资低一等。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商业流通仍然受到种种刁难。有的以保护本地消费者的利益为理由禁止商品流出(北京某大报曾在头版列出"坚决制止本市西瓜外流"的消息);也有的以保护本地生产者的利益为理由禁止商品流入。这些有碍于经济发展的事都是理直气壮地干出来的。至于公路上的关卡林立,集市上工商管理人员的敲诈勒索,申请一张营业执照要花上几千元钱,在某些地方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由于经济法则的作用,每次物价水平上涨时,商人总要加倍地成为埋怨和打击的对象。我们都知道,用砸烂体温计的办法是医不了发烧的,可是我们却常常用"整顿市场秩序,坚决取缔和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中间盘剥等行为"的办法来对付物价水平的上升。(《人民日报》1998831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商业流通遭受打击的结果反而导致物价更加上涨。1992年伊拉克由于受到国际禁运,物资奇缺,价格飞涨,这种—畸形的市场使商人发了财。但如果缺乏商人活动的话,物资将更缺,物价将更高。19927月萨达姆政权将经济形势归咎于投机商人,处决了42名老一辈地位巩固的商人。结果不但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使商人们提心吊胆,物资进一步消耗殆尽,9月份实行了食品的定量分配。这是路透社1992916日从安曼报道的。

  鄙视商业,将商人视为剥削者,不仅在我国如此,在其他处于向商品经济转变中的国家也如此。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经商都很成功,可是他们往往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敌视。印尼、越南、泰国等地都发生过捣毁华侨商店,驱赶华侨的事件,有的事态还搞得非常严重。可是这类行为的最后结果,无一例外地是两败俱伤。当地经济缺少了组织良好的商业,人民买不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企业的产品找不到销售渠道,只得减产。物价随之上涨,失业人员增加,经济好几年也恢复不起来;

  相比之下,经济发达的国家很少歧视商人。在欧美国家,最豪华的住宅都属于企业家所有;而过去在我国、苏联、东欧等地,最好的住宅都是政府官员占用。这说明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企业经理人员地位的根本不同。

  对于社会大大有利的商业何以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这是因为商业要生存,必须贱买贵卖,同样一件商品,买价和卖价不同,商人就蒙上了欺诈的嫌疑。再加上确实有不少商人经常欺骗老实顾客,于是商人就被认为是靠欺骗谋生的一群人。其实,生产厂家也要靠贱买贵卖,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改变了原料的物理化学性状,使人觉得他们创造了价值,赚钱是理所当然。这种肤浅的分析广泛地流行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社会中,格外地增加了经济体制过渡的困难。

  大家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创造物质财富",包含着十分深刻的误解。学过物理化学的人都知道,除了原子核反应,一般过程中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所以我们不能创造物质,只能创造财富,因为经济学上的价值,特别是使用价值,是可以被创造的。生产是价值的创造过程,消费则是价值的消灭过程。江河中的水并无任何价值,但当它被吸取、过滤、消毒、泵送到水龙头后就逐步增加了价值,因为它越来越接近于可供使用。水被人饮用,变成了尿排出,它不再有使用价值,价值就被消耗掉了。

  商人和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人一样,其工作都是使商品越来越接近于可供使用,他们都同样地创造价值;所以以为商人贱买贵卖就是欺骗或剥削是没有根据的。消费者之所以通过零售商买他们所需的消费品,而不直接到生产企业去买,显然是因为零售商提供了消费者的方便,例如较近的距离,使用方便的包装,质量的精细分类(尤其对农产品),灵活的营业时间等。零售商提供的这些方便,就是他们创造的价值。再说,如果消费者直接到生产企业去购买,企业为了改小包装,个别秤量,质量分类,就要增成本,出厂价格就会相应提高,消费者最后仍是捡不到便宜。

  中间批发商还能改变资源的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例如旅行社可以帮助旅客制订旅行计划,利用航班的空间座位,避免大家都去挤乘同一架飞机。蔬菜批发中转站可以均匀分配蔬菜供应,和个体农民进城相比,可以减少某地供不应求,另一地供过于求,避免烂菜损失。所以顾客从旅行社买机票反而比从航空公司买机票更便宜;农民将莱卖给批发站比自己挑担进城卖莱更合算,而消费者并不因而加重了负担;这些都是中间商人创造的价值。

  当然,对从事商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经商的目的就是赚钱;一般不会想到什么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福利。因此他们在正常的商业交换中往往夹杂着欺诈,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开始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阶段,假冒商标,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欺骗毁约的事情往往大量出现。当社会上普遍地流行欺诈行为时,信誉成了稀缺的东西。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值钱,所以讲究商业信誉的商号此时反而能赚更多的钱。因为消费者害伯上当受骗,宁可价钱高一点,也要找信用可靠的商号打交道,长此以往,商业的信誉就能逐渐代替欺骗行为。在当今讲究商业信誉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初也都有过一段靠混水模鱼赚钱的历史,而今讲信誉是普遍现象,欺诈反倒成了个别现象;

  上面所谈的欺诈被淘汰,诚实占优势,是一个漫长的竞争过程,在这个净化过程中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人民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要想缩短这个过程,强化净化的作用,必须靠政府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靠舆论监督,靠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公安部门,为大多数公民建立起信用电脑档案,任何经过核实的欺诈行为都将录入电脑,一辈子跟随着他。一个人求职,银行立户,抵押购房,借贷经营,无不先要核验电脑档案,这样就使每个人决不敢轻易冒险。

  

  ■ "为人民服务"的真含义

  也许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商业不应该为了赚钱,而应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可是如果这一活动确实是有利于人民而且有利于国家(全体人民)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能赚钱。也许它的赔钱经营确实方便了一部分群众,但从总体上看,它不利于全体人民,利弊相抵之后它的总效果是好是坏就很难说。正好像在本书一开始举的学雷锋活动中义务修理锅碗瓢盆不值得提倡的道理一样,赔钱去为人民服务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如果将义务修改成义修,即仍旧照规矩收费,而将收入捐献,就可避免浪费资源的现象发生。这里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即真正有益于双方并无损于第三方的商业活动,必须是双方都能赚钱的。赚钱非但为道德所允许,而且成为某一个活动有益于社会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绝大多数商业活动中大家都能赚钱。

  施舍是符合道德的行为,虽然单纯从社会的总财富来看,它只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因而以社会为单位来看,它并不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我们决没有理由否认施舍是善行,因为人活着还不仅是为了物质的丰裕,人还追求精神的满足。乐善好施的人虽然在物质上有所失,但他会感到精神上的愉快,而且他还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这又增加了他精神上的满足。但是施舍之所以成为德行必须有两个条件:

  首先施主必须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如果出于勉强,他非但不会感到精神的满足,反而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社会舆论对于勉强参与的施舍也不会加以肯定。而且强迫某人解囊相助实际上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从社会整体来看则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不利于奖勤罚懒,对社会进步起的是反作用。第二个条件是接受施舍的一方必须是确实需要帮助、处于不利境况的人,否则就会给一些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我们多次看到这一类的报道,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有人佯装丢失车票要求施舍,如果这时周围的群众再胁迫路人解囊,试想这种施舍还能成为什么德行?可见施舍一类的好事决不可以当作一种社会义务来加以推广,它只有在正规的社会制度之外,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时,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就算社会主义商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它也必须能够赚钱,它不应该是尽义务,不是施舍。

  

  ■ 金钱万能

  金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因它为人们提供了交换的方便而为社会所接受。但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在自然经济中未曾有过的丑恶现象,带贬义的"金钱万能"一词成为人们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指责。本节将分析这种指责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我们还将分析金钱所带来的制度变化的利弊以及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

  在商品经济中没有人能够离开货币而生活,货币虽然已经被人们司空见惯,但它最主要的特性却未见得被每个人仔细思考过。除掉它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性之外,货币和所要讲的社会问题及道德问题最有关的特性有两点。第一,它是不记名的,因此持有者的身份和货币的价值无关。第二,它具有极大的流通性,在一切交换过程中没有人会拒绝它。也许某人不喜欢货币本身,但他可以立刻将货币换成任何一种他所喜欢的商品,所以他也不会拒绝货币。这两个特性不仅仅是使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多了交换和分工这两条,最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彻底地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社会的结构。

  由于第一个特性,货币的价值与持有者的身份无关,使得每个人在金钱面前都是平等的,或者说"认钱不认人"。钱从谁手中掏出来,就足以说明这钱属于谁,于是这钱的主人就有权出入最豪华的旅馆和俱乐部,别人不得拦阻(但不能闯入民宅)。在等级社会内,消费权利与特定的"此人是谁"有关,并不是付钱就可以享受的,老百姓非但不能进入紫禁城,甚至不得进入王家狩猎的围苑。

  由了货币认钱不认人的特点,平民百姓企图利用这一特点扩大他们的消费范围,进入到原来被拒之门外的地方。特权阶层一方面喜爱货币,因为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加紧对百姓的剥削,增设税卡,利用特权经商,甚至敲诈勒索;另一方面又害怕货币,因为货币不记名的特点冲击着他们的消费特权。由于货币的出现引起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平民百姓要求商业竞争中,排除任何特权的介入;另一面是消费领域内手中有钱的人要求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扩大货币的流通产生了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

  上面说的情况不但发生在商业最早发达起来的欧洲,也发生在过去的我国。待到解放之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票券最多时达四五十种,此时有了钱未必就能买到东西。但这种限制并不起因于消费特权,相反,倒是为了保证平民生活必需品的低价供应,但是农民们却不能享受到票证供应。社会分层为有消费特权的城市居民和无消费特权的普通农民。另外由社会地位决定的消费品供应也个别地存在过。例如三年灾荒时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有不同的供应照顾,因而有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之分(在19601962年饥馑期内,月工资为100元至133.5元的为糖豆干部,每月配给糖豆数斤;工资在154元以上的为肉蛋干部,肉蛋干部又分为三级,每月配给不同数量的肉和鸡蛋)。其中对高级干部的特供到1988年前后才取消。直到现在,有些专卖商店只供应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那里出售折扣商品或新品种商品。长期以来,我国还规定购实机票和软席火车票必须在某一级别之上的人才有权。《北京晚报》19911130日刊文《"五个老农买机票的奇遇"》,说浙江永嘉县五个老农搭伴出门旅游。到了南京要买去北京的机票,并出示了签有县长大名的介绍信。但因他们缺了"三证"中的一证——工作证,遭到拒绝。他们告状到市政府,虽得到市府干部的同情,但民航局的工作人员坚持按章办事不予通融。最后惊动了民航局领导,才购票成行。可是花费了他们三天时日。

  按级别购票的规定曾废除过一段时间,于是许多发了财的倒爷(跑单帮做生意的)大量拥进软席车厢和候机楼,"打乱"了那里的秩序,于是规定重新被强调执行。凭级别证明买软席卧铺的规定到1995年秋才废止。"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为国家领导人修造的别墅逐渐改为高级招待所,但最初的几年内没有人敢睡毛泽东曾经睡过的床。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高级宾馆和商店只准外国人进入。使人想起了解放前外上海滩公园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的地方洋人的狗都可以进去,于是变成"华人与华狗不得入内"。现在牌子虽然没有挂出来,但却有内部规定,甚至宾馆的服务员也觉得比外面不许进入的华人高了一等。有些外籍华人邀请自己的父兄去旅馆,竟被拒之门外。这种金钱面前不平等的规定引起了中外人士的不满甚至义愤。

  货币造成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功能最典型地体现在自动售货机和超级市场。试比较一下,到经常光顾的商店买东西往往可以赊账;到熟悉的饭店吃饭可能得到一碗免费高汤,买卖往往因人而异。但在自动售货机前,即使是总统或银行总裁,没有钱也休想买东西。超级商店里的商品一律明码标价,质量划一,真正做到童叟无欺。这一特点减少了交易中的讨价还价和争吵,降低了交易的附加费用。

  试比较超级市场和农村集市贸易可以看到交换文明的两个极端,前者效率高成本低,后者则相反。集市贸易中为了缺斤短两或质量低劣的争吵是看得见的,还有大量纠纷表现在书信中、办公室个宴会上和法庭上,则不大看得见,但它们同样消耗着大量人力物力,阻碍着商业的发展。

  在以货易货时,一个人手中持有的货往往被人拒绝,因为对方未必需要。但货币发明之后,没有人会拒绝货币。现金成为最具有流动性不会被拒绝的交换手段(除非伪币大量流入市场且难于鉴别时)。于是金钱近乎万能,任何人只要付钱便可买到社会所可能提供的一切商品和服务。

  中国有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它说明在货币不畅通的时代,人们要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生活就会处处碰到困难。而今货币已经大行其道,但在我国因为钱还没有"万能",出门旅行为了买票住旅馆往往还要托熟人。在一个市场发达的国家里出门有朋友固然好,没有朋友只要有钱就不必发愁。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于金钱(尽管还不是万能)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方便,从来也没有想一想,一旦废除了金钱,或者哪怕只是减少一点金钱的流通性,我们将面临一个多么尴尬的局面。其实,只要回忆一下三年灾荒和"文革"时几十种日用品要凭票供应的经验就会知道了。

  

  ■ 金钱是万恶之源?

  金钱有这么多好处,难道就没有坏处吗?凡事有利必有弊,金钱也不例外。

  首先,一些庸俗的人被金钱所奴役。他们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去赚钱,又用毁坏健康的办法去花钱。结果金钱把他们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毁掉了。台湾学者高希均对追求金钱的现象有一段精彩的分析: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病态是:大家在追求利润和财富的过程中,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也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那些势利的人对价格太计较,对价值太忽视;那些清高的人,对价格太轻视,对价值太计较。这两种极端的人,前者是庸俗,后者则痛苦。现代人应当要在两个极端中取得平衡,不轻视价格,更重视价值。对一般力求上进的人来说,透过书报杂志来追求知识,是一条最可靠的路,不需关说,不需求情。可惜的是,一般人在旅行、娱乐、服装等方面的花费,常常不太计较价格;但在购买知识时,从缴学费到买书本、杂志时,则对价格的反应特别灵敏。对不该计较的价格计划,正暴露出自己的短视,对不该轻视的价值轻视,正显示自己的不成熟。文明社会的病态就是短视者太多,成熟者太少(见《读书》杂志1995年第10期第22)

  钱本来是一个人持有购买力的凭证,当一个人出售了商品,他得到一笔等价于商品价值的钱,这是他交换得到的购买力;当一个人出卖他的劳动,他得到作为工资的一笔钱,也是他出卖劳动得到的购买力。可是有了钱作为购买力的凭证,就有人设法直接去弄钱,而并不提供任何交换,印假钞票就是一个例子。因为钱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是谁的,于是有人想方设法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偷和抢是直接了当的办法,骗和赖则是隐蔽一些的办法。

  但是要知道,造假、偷、抢等等早在货币出现这前就已存在,有了钱只是多了一个偷、抢的对象。即使废除了货币未必就能消灭偷和抢;如果本来就没有偷和抢,货币本身并不会诱发出偷和抢,所以把人间一切与钱有关的罪恶都说是金钱造成的,实在是一种肤浅的看法。

  

  ■ 赚钱越多,贡献越大?

  许多人谴责"金钱万能"和批评"钱向看",并不是指偷钱抢钱,因为那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独犯法律;他们所指的是在合法条件下,追求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者说是有利于他人还是有害于他人。

  例如在《弄清商品经济的含义》(《人民日报》1988826日第三版。)一文中说《就赚钱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言外之意赚钱的动机及与赚钱有关的其它现象很可能是错的。而且赚钱本身至多也只是不错而已。又说"主观为赚钱,客观上作了贡献的现象是有的",似乎通过赚钱而对社会作出贡献献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普遍规律。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真正想说的可能是:"为社会作贡献是正确的,而赚钱必须符合于这个目的。"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能够知道他的行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呢?现在最简单明了的答复就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赚钱(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必须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时)。如果你有两份工作可供选择,一个赚钱多,一个赚钱少,那么你应选赚钱多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对社会的贡献大。这里有一个条件,即雇佣你的人也是以赚钱为目的。

  这个简单明了的答复包含了极其深刻的内容。我们暂且搁置一下它的理论根据,先从近200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看一看。在那里商人绝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老百姓主要是养家糊口,追求一个好生活,未见得都有建设祖国的远大抱负。但事实是他们比较顺利地发展了经济,形成了一个富裕社会。

  为社会作贡献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它不能成为行为的指导,赚钱倒反而成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指标。原因何在?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除了赚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告诉你,是否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我们曾说学雷锋义务为别人修器皿,其出发点无疑是希望为社会多作贡献,可是其结果却反倒是培养了一批捡便宜的庸人。

  再比如现在能源(主要指煤炭)价格偏低,造成生产者赔钱,而且供应紧张。照表面来看,为了为社会多贡献应该不顾赔钱努力生产以缓解供应的紧张。但事实上因为价格偏低鼓励了浪费,多生产只是为多浪费创造了条件。这也说明主观上希望为社会多贡献,而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正确的做法是让生产者在竞争市场上提高价格多赚钱,这才应该多生产。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成千上万。

  批评"向钱看"的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说多赚钱就是为社会多贡献。难道就没有例外吗?"确实有例外,但那仅仅是"例外",按绝大多数情况来看,多赚钱就是多贡献没错。

  

  ■ 市场体制,利己利人的好制度

  幸亏个人自利的行为能导致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这实在是人类的大幸!但自利而又能导致利他,只有在市场体制下才有可能。在此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零和对局,一个人得利必以他人受损为代价。这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启发: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制度,其中一切对社会有利的事统统对个人也有利;而且对个人有利的事也有利于社会。如果能设计这样;个制度并加以实施,社会的一切罪恶就不再发生,因为自利的动机在这个制度中都化解为共同的利益。

  人类虽然摸索到了市场制度,在此制度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但维持这一制度本身,或者说维持市场规则(例如守信,讲究工作质量)却需要牺牲自身的利益。因此市场制度并未能彻底解决公私利益完全一致的问题。当然,能使公私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制度恐怕根本就不存在,但沿着这条思路可以想一想,在当今的制度中是不是存在着各种损人利己的规则和为公导致损己的规则?这些人为的规则不但造成公私利益的冲突,并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平。如果改变这些规则,这种不幸的事原来是不会发生的。

  下面我们将发掘一下,有些什么规则或规范,使个人为社会做了好事却不得好报,或鼓励个人去侵犯公众的利益。

  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报道中,在报告文学中,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类的先进人物,他们为集体或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自己却长期生活在困难之中。有的经济上非常拮据,有的夫妻长期分居,子女得不到适当的教育和关怀,有的因工作而使健康遭受严重损害,还有些烈士遗属生活非常困难。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是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条件下,与各种困难作斗争并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取得的。

  当然,这使得他们的形象更为伟大动人,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会如此亏待这些先进人物呢?报纸电台反复的宣传往往突出他们公而忘私的精神,有意或无意地肯定了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而没有引导人们去想一想,怎样才能建立一种机制,使一切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都能得到应得的报酬。

  被新闻界注意到的先进人物是幸运的,还有超过许多倍的人默默地在作出贡献,并忍受着各种磨难。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由于受到领导的关怀,处境比较顺利。然而受到关怀是个人的运气好,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证。

  什么样的制度能保证多劳多得呢?答案是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在那里有众多的雇方和众多的佣方,在透明的(消息灵通没有隐瞒的)公平自愿的(没有社会地位造成的一方控制一方)条件下竞争。何以劳动市场能保证多劳多得?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每天创造100元价值,雇方的竞争必然将他的劳动报酬提高到每天100元。设想有人只出每天90元,他雇用这个劳动每天可以净赚1009010元。此时必然人有愿出91元,因为他仍可净赚9元,依此类推,劳动的价格最后必然提高到劳动的产出,而且佣方也不可能提出超过100元的报酬要求,因为以赚钱为目的的雇方不可能赔钱去雇他。所以劳动市场可以避免参与交换的任何一方被剥削。

  读者也许会问,雇方用人既然不能赚钱,为什么要雇他?这是因为雇方凭他的组织才能也能创造价值,但他必须雇请帮手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雇方用人的原因。

  事实上市场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起到类似计算机的作用,解出作为联立方程中未知数的劳动的价值。举例说,一位有创造性的人甲某,设计一项新产品在市场上获利10000元;但他在实现其创造发明时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在此集体中设有二名技术员,一名秘书,一名司机,试问他们各人应得多少?在存在市场的条件下,技术员的工资可以比照在其它场合下水平相仿的技术员所能创造的价值来决定,司机和秘书的工资更容易用同样的方法去决定,于是10000元减去这三种职务人员的工资,剩下就是甲某所创造的价值。市场起计算机的作用并不是一句笑话,数理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列出市场的方程式,工资和价格就是求解的未知数。

  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如下一类的报道,当记者采访厂长承包企业成功而赚得利润,或科学家推广新工艺而取得效益时,这些厂长或科学家往往异口同声地说:我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主要应归功于党的改革政策。一般而论,这种谦逊的表示确实也说明了事情的一方面,但就报酬的合理分配这个具体问题而言,这种说法模糊了合法报酬的界限,似乎利润和效益都应归"政策"所得,上缴上级,而不属于个人。事实上我们也经常是这样做的,大量由具体的劳动者(脑力或体力)创造的价值成了"公家"的财富。不是吗?许多机关、企业、社团每逢过节,甚至任何借口也没有,就发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穿的,人人有份。

  我们知道,人间一切财富都要有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不劳动而能分东西分奖金,如果没有那些作了贡献而把新创造的价值上交了的人,哪有这样的可能!把成绩统统归诸于党或政府或上级,还有一个没有想到的危险,即个人生活出了问题,社会上出现了丑恶现象都变成了党或政府的罪过,莫名其妙地感谢的另一个侧面便是莫名其妙地埋怨。现在确实出现了这种埋怨情绪,不景气的企业发不出奖金埋怨党和政府,找不到工作也是政府的毛病,甚至股市不振也怪上了政府。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哪些事有责任有明确的界限。

  

  ■ 《资本论》,你真读懂了?

  马克思花了毕生精力写了《资本论》,其目的就是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懂得什么是自己应得的权益,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我国解放后全国人民学了几十年《资本论》,却不是用把账算清楚的办法去明确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相反,却是用把账算糊涂的办法,用吃大锅饭的办法,用彻底混淆权利和义务的办法去"消灭"剥削。其结果是人群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老实人,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为党为国无私奉献;另一类是奸佞小人,他们善于把别人的无私奉献转变成自己的福利。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别人创造的财富,我可以想办法分得来,制度上有这样的规定,我何必去辛辛苦苦劳动呢?如果这是普遍规律的话,大家都会对瓜分财富有兴趣,对创造财富没兴趣,因为创造出来,结果也被别人瓜分掉。大家都热衷于分财富,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尤有甚者,社会的生产力不能发展,社会呈现停滞状态。事实上,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从制度演变来看,就是不断限制瓜分财富的机会,使瓜分财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时保证创造财富的人能得到他应有的份额。财产权、法律、政府、市场的产生和演变都有助于限制瓜分财富而鼓励创造财富。

  确实,我国政府颂布的各种规则并没有容许不劳而获地去瓜分财富。禁止乱发奖金和分东西曾经三令五申地加以强调,可是始终不见效。其原因正是大多数人并未想透:无偿贡献和不劳而获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有了无偿贡献必有不劳而获。政策上提倡无私奉献,又禁止不劳而获,实际上相互矛盾。消除不劳而获的彻底办法是消除无偿贡献,而且这一原则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强调的"按劳分配",将劳动创造出的价值返回到创造价值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劳动市场这唯一的途径。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脑体倒挂"已经高唱了若干年。现在只有那些进入市场交换,出卖自己脑力体力的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恰恰是靠的市场;那些等待政策落实的人,至今还伸长着头颈在盼望。当然,一个完善的工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工资水平只能以市场上形成的水平为参考,并通过竞争机制贯彻到政府、学校和科研机构等。

  

  ■ 市场需要道德的支持

  市场的运作要有动力,这个动力来自参与市场各方追求自利的动机。生产者生产能赚钱的商品,并寻求出价最高的顾客;消费者消费能提供最大满足的商品,并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双方追求自利并无任何不妥。正因为追求自利的巨大动力,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农民们背井离乡,不远千里进城谋职:出租汽车司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众人无非为利禄奔走。正是由于这种无穷尽的积极性,使得人类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组织之下,激发出空前的生产能力,在短短二百年内人类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到超过了古代帝王将相才能享受的程度。寿命的延长、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明无一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我们瞄准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行为。如果我们继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信条,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市场将无法运转。

  利己既然是正当行为,似乎讲求道德已无必要。因此有人提出"道德干预了市场运作",要求道德退出市场。这实在是极大的谬误。

  市场经济中利己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有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利己原是人类原始的本能。从古代原始部落,到奴隶制封建制,利己的动机从来没有休息过。但在那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即使有所增长也是有限得很,倒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巧谋智诈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动乱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图景。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阶级,人类发现了平等自愿的交换可以使双方都达到自利的目的,从而使整个社会繁荣富足起来。可见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所以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利权利为特征的。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说明了市场经济必须有法治做保证。这一点几乎已被一切人所接受。但法治是否要道德的支持似乎还存在着争议。依我看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法治并不能独立地支撑市场。这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与道德相抵触的法律很难贯彻。例如我国传统观念历来认为劫富济贫是正义行为,打土豪分浮财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法律强调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这在许多农村就很难行得通。所以哄抢承包户财物的事屡禁而不止。再如我国人民一直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算无主之物,人人可以占有,所以禁猎珍贵野生动植物的法律极难贯彻。要扭转这种局面,光强调法律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法不责众。这说明必须从道德教育入手才能解决法律执行中的困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重要的道德教育;人与生态界的均衡也属重要的道德教育。只强调法治而忽视道德,只会给法治增加困难。

  二、法治是成本极高的奢侈品,而道德则是没有成本的公共服务。谁都知道,打官司是花销极高的活动。一个国家全靠法治而没有道德的事先预防,将有一大笔人力物力用于侦询、寻证、诉讼、法庭及监狱的维持,而这一切都是非生产性活动,国家将不胜其负担。事实上,法律应该只起威慑作用,使人在侵犯别人利益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相反,道德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不需要人监督,更没有诸如监狱之类的执行费用。如果一个社会道德风尚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事。这样的社会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

  三、道德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空白地段,换言之,不道德的事未必都犯法。举例说,开会不守时,叫别人久等,这是不道德的,但并不违法。商品质量低也不等于违法,但不负责任地将劣质品推向市场却是不道德的。因此光有法律而如果缺乏道德约束,社会仍出现许多令人不快又无奈何的事。

  当今我国市场经济正快速向前推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许多违法求利的事,更多地是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如果不重视道德的作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肃清蔑视道德作用的谬论,重视道德教育,此其时矣!

第六章 重塑中国魂

  如果说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的软件,那么,价值观念就是社会软件的核心。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若不更新,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中国来说也只会是南橘北枳。

  只有先进的价值观配上先进的制度,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文明、更和谐、更富强。

  

  ■ 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商业社会,才有今日的丰富物质生活。私有制帮助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制是合乎道德的。人们无法设想一旦取消了财产和私有制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任何别人的东西我都可以据为己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一样。为了生活,食物、防寒物资仍被创造出来,但强盗和贼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交换已经没有必要,更谈不上分工。如果人类仍有生存的欲望,就必须从原始公社倒退到没有工具的野兽群体,因为即使在原始公社,个人也有他自己用熟了的专用工具。所以有人说: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私有制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也发展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一个直接结果,因此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公有制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各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但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地不如私有制的企业,企业内外面临着较多的官僚问题。我曾在199312月论证了全面公有制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因为全面公有制时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的利益一致,没有讨价还价,不可能形成市场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市场价格是唯一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信息。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刮了一降共产风,把城乡的生产资料搞一平二调,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有大量研究比较公营和私营企业的相对利弊。研究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在服务行业和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中,私营企业优于公营;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中(如公路、市政污水处理、国防)公营优于私营;在垄断性行为中(如电力、铁道)公营和私营差不多。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所有制结构不是清一色的公有或私有,而是一个经常处于调整中的不断优化的结构。

  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达到这一认识我们是付了高昂的学费的,何况即使是最彻底的公有制主张者,也只能谈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无法涉及生活资料的公有化。我国在刮共产风和"文革"抄家时,曾出现过生活资料公有的企图,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大混乱。

  

  ■ 仁——道德的永恒理想

  当家庭是一个最有利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时,道德准则就应当是维持家庭关系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尊长爱幼,顶多再增加一条睦邻。亲戚和邻居就是可能与一个家庭发生关系的全部范围。在这种经济关系下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理想世界,我们可以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描述中看到。在这个社会中: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人类社会后来毫无例外地向商品社会过渡,交换主宰了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交换准则的现实。离这种理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礼记》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包含着一些可称为永恒的理想,那就是""""的确切含义据孔子自己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它包含爱、同情、宽恕、勤敏、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牺牲自我、以及由这些出发的全部原则。《论语》中"卫灵公"篇的开头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把成仁和生命看得同样重要。子贡问孔夫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对仁的注解。一直到二千年后孙中山提倡博爱,还是以仁为出发点。

  仁的理想不但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其他民族里,也以略为不同的形式提出来过。基督教精神要求爱你的仇敌,这里就有恕和爱,是符合于仁的精神的。展望未来,仁将是不可替代的。大同世界里幻想的社会组织虽然不切实际,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及"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为之奋斗的。在今天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精神来反思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时候,我认为仁的基本精神是万万不能抛弃的。

  显然,一个仁字虽然概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但远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全部。仁是代表道德的柔的一方,道德还有其刚的一面。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强调即使一个寻常的百姓,也有其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个不可动摇的东西也正是指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个刚韧不屈的道德原则是为了达到仁的目的。如果我们回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的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内容。人要有志,但此志不是去杀戳,去复仇,去分夺,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用仁的精神处理家庭关系,应该贯穿互爱的原则。尽管长辈爱下辈和下辈爱长辈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那是年龄的差别所致,而不是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可是在中国的专制主义道德中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却规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于是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成为道德规范的基本功能,人间的悲剧由此而生。无论君王如何昏庸,臣子只有服从的份儿,君臣间的矛盾激化时,唯一合于三纲五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臣民的自尽,而不可以造反叛逆。子女孝顺父母用后来二十四孝的标准,必须做到自侮自戕违反人性的程度。妻子服从丈夫也是无条件的,甚至要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丧失了。

  这种道德要求并非孔孟的本意,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确切含义是君王必须按君王的规范来对待臣下,因而臣下也必须以相应的规范对待君王。否则君若不君,则臣可以不臣;父若不父,则子可以不子。所以君臣、父子,他们虽然地位不对称,但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这里暗含着平等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充分平等的概念,他从来没有说帝王和老子可以例外。将儒家的平等仁爱改造成三纲五常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从此儒学就变成了儒教,它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成了一种强加于百姓头上而且不容怀疑的信仰。

  

  ■ 什么样的人生享受才高尚

  在自然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观的一个重要要素是清心寡欲,乐天安命。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他又称赞颜回在艰苦的环境中"回也不改其乐"。在《述而篇》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老子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韩非子认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他推断人间祸难皆因人有欲而产生。到宋朝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不要追求物质享受的规劝一直继续了几千年。

  "文革"时化妆近于犯罪,香风属于资产阶级。在"五七干校"里个人自己花钱买肉吃被叫做偷吃,当然要挨批。这一观点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任何较高的物质欲望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的,会被认为是奢侈。个别的人则受物质欲望的驱使,走上侵犯别人利益的非道德道路。非但中国如此,西欧也流行过这一观点。赫胥黎在他讨论《舒服》那篇文章里就讲,因为普遍认为舒服即罪恶,耽于舒服即趋于失敬,所以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发明。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中生活过的百多亿人口过的是什么生活呢?除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限的几十年的太平盛世,基本上不是兵荒马乱就是饥荒瘟疫。小孩子生下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相当一部分人活不到成人的年龄,活到70岁算是古稀,大部分人糊口是最大的困难,食肉衣锦是非份之想。他们的一生不是享受生活,而是痛苦煎熬。只要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就足以证明这一推测。

  西汉时全国人口为6000万人,到1000年后的宋朝人口反而降为2000万人。这中间不是人口没有增加,而是一次混战就消灭人口一半,甚至3/4以上。最近一次的人口灾难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从1850年到1863年的13年内人口从4.3亿降到2.3亿。史书上说杀人的血流成了河,可能不假。这是从统计数字来看,如果从每个家庭的经验看,则是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剧。

  我们今天要看彩电,要用空调,还要出门旅游。对我们这代人来讲,活在世上一生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享年若干,我认为这是今人生活与古人生活最大的不同。此种不同产生的道德观的变化就是,现代人认为享受是正当的生活追求,而不再是不道德,更不是犯罪。近百年来现代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实在有赖于人们坚毅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推动。

  一个人沉湎于物质享受成为庸俗的人,或享受物质生活而仍是高尚的人,其主要的区分点在于他是否关心别人的物质生活,承认别人的物质享受和自己的享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其次,也在于他是否也懂得精神享受,追求友爱、艺术的欣赏、知识的学习、健康等。

  物质享受的特点是很容易达到饱和,过度的物质享受反而造成痛苦。而精神享受的特点是永远不会饱和,相反,越多精神享受的追求,会引导人达到更高的欣赏境界,从而得到更大的满足。近一二百年以来,由于物质享受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人们有条件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现在的问题是在总的物质生产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变得更贫困;在商业化渗透到一切领域中去的时候,精神享受同样离不开钱。

  

  ■ 儒学变儒教,董仲舒是罪魁祸首

  学说是以是非为其能否成立的根据,宗教则以信仰为根据,是不容争辩的,虽然宗教也有其理论,但不容别的理论的挑战。将儒学变成儒教,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是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幸亏儒学提倡中庸之道,否则中国人还要遭受更多的不幸。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专制神学体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认为君权是天授的,因而不容怀疑。这样的论点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所以西汉以后儒教伦理统治了中国人1800多年。

  有人说,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结构中,父子关系居有核心地位,其他如夫妇关系,君臣关系等等都是父子关系的推演。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百善孝为先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父子、夫妇、君臣关系无非是顺从的不同表现方式,忠、孝、随,都是不同场合下的顺从。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就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目顺从造成的。敢于反抗君威父命的人,不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许可,更不用说赞同。

  这种违背人类良知和理性的道德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武斗的双方都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然而进行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杀戮。无论是五七干校里的校规,还是工人宣传队里的纪律,以至于批斗大会上的程序都不容分析和怀疑。当时电台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终了曲是国际歌。前者歌颂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后者宣称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那时矛盾是不容分析的,每个人在革命外衣掩盖的专制伦理的淫威下,被彻底解除了理性的武装。

  在40年前,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春》、《秋》以爱情悲剧尖锐地控诉了专制主义道德对人性的违背。后来的许多青年读者无法理解何以传统力量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只能选择自杀而不能反抗。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人们可以从自身的体会中作出回答了。不容分析和怀疑,把某种论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思想方法在一切迷信盛行、经济落后的民族里至今还有广大的市场,敢于向神圣理论挑战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论这个理论是儒家伦理,还是圣经、可兰经或别的什么"科学学说"

  

  ■ 顺从——专制主义的道德枷锁

  因为顺从是专制主义道德的主轴,因此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首先取决于这个别人是谁。如果此人是他的长辈,即使年龄比他小,阅历比他浅,知识比他少,也必须敬畏此人三分。如果此人是一位女性,本人又是男性,男卑女卑的准则就会立刻起作用,这种现象非但普遍存在于乡村里,甚至还存在于具有相当高知识程度的家庭里。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家庭和外国家庭中人和人的关系,可以特别鲜明地感觉到这种区别。

  笔者有一次访问一个美国家庭,家长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只有4岁,他们的客厅里放着两张椅子,他的女儿正坐在其中的一张里。教授为了便于和我谈话,对他的女儿说:"多丽,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你可不可以把座位让给我们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坐?"4岁的女儿欣然起立让座,教授还谢谢她。用平等、礼貌的态度对待4岁的女儿,在中国家庭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相反,在中国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对家庭以外的人员,用一种轻蔑的称呼相称,以表示亲昵。这说明,不平等是家庭成员关系的特征。

  根据对象的相对地位来决定拿什么态度相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有限的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其他的人,没有什么陌生人闯进来,所以按彼此的相对地位来相处的原则实行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如果周围有许多陌生人,按这种原则处世的人便会不知所措。当接到一个从远处打来的电话时,一时弄不清对方的相对身份,自己的态度就失去了参考坐标。有时先用傲慢的语气对答,稍后发现对方是自己的首长,立刻前倨而后恭。所以在一个向外界开放的社会里,依人而的处世原则就不再普遍可行。

  从表面上看,在现代最开放,与外界联系最多的社会里,依人而异的处世态度在企业和团体内仍起主导作用。那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且由于工业生产的要求,这种概念和自然经济社会相比,甚至强化到了一种不近情理的程度。然而在工业社会里服从是一种组织原则而不是伦理规范。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工人必须服从工艺要求,否则就会招致经济上的损失。由此可见工业组织中的服从,其最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维持社会秩序。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恰好是协商而不是顺从。不过,无论是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服从只有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圈子里才行得通,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范围内生活,对人的态度依相对地位而定,这造成了人们一种讲面子的社会心理。人要在一个小的社团里受人尊敬,首先要建立一个体面的形象,这种心理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在我国比较封闭的边远地区,群众习惯于大操大办婚丧喜事,因为这是难得的挣得体面的机会。

  由于自然经济中人的生活来源很少依赖交换,人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圈子里,所以顺从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才可能行得通,而且能一代一代相传下去,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前面已经提到,顺从观念的前提是态度依人而变,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退居到次要地位。当此种道德规范演变成为传统观念时,它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方法,即是非曲直不是主要的,而相对地位才是主要的。因为如果这不能成为一种思想方法,那么传统道德就要经常受到挑战。如果传统在挑战中失败,它就不能继续成为传统。或者说,如果传统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种思想方法必然占有统治地位。

  

  ■ 轻是非重人情——中国人的陋习

  无视是非曲直的思想方法,我们经常可以在日常纠纷中看到。两个家庭之间的争吵,两个村落之间的械斗,以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两个党派之间的竞争,一个党内两种派别的路线之争,往往与此有关。当我们被牵涉到一场是非之争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哪一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是非"判断。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教育,多少含有强化这种思想方法的意思。如果有谁依据真正客观的是非判断来表示态度,或者仅仅是试图客观地分析一下是非曲直,他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长达八年的两伊(伊朗和伊拉克)之战,耗资上千亿美元,死亡逾百万,双方互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当停战宣时处于火线上的两侧士兵互相亲吻拥抱。这里看到被双方强化的"爱国主义"如何违背了人民的真正利益。

  当然,生活中大量的纠纷是利益矛盾而不是是非之争,用什么思想方法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但即使是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当舆论工具被动员起来时,必然有一批理论被制造出来。这些理论要想站住脚,就必须依靠上面所说的思想方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交战中的两国各自坚持的理由,都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就不难悟出宣传者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种特定的思想方法了。

  中国共产党的阐述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讲述共产国际的理论时曾遇到过巨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农村,他们早已习惯了传统道德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方法,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理论,遵从外国党组织的政策感到无法理解。刘少奇为此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使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党员能够接受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理论。

  不过中国百姓中轻是非重关系的思想方法在以后的四十年中并没有得到扭转,相反地,在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那时候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强调是非以线划界,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是这个司令部的人,其做的事,说的话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文革"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虽然由于商业关系的大规模渗透而减弱,但传统观点仍有其牢固的阵地,尤其在比较闭塞的地域。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四川省的一个杀人犯祝纪海逃避追捕,先后转移隐匿七处,每到一处,都首先声明自己杀了人,居然这七家户主不但为他隐瞒而且还送饭送钱。(1988105日《人民日报》四版刘荣金:《麻木的神经》。)据统计在法院向有关证人索取证词时,提供伪证的竟数倍于提供实证的。说明人情关系非但重于是非,而且重于法律;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受到社会舆论谴责,这些人反而被誉为有义气,有道德。

  

  ■ 专制主义的遗传"密码"是什么

  我国学者金观涛在研究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超稳定性中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原王朝被农民暴动推翻之后,新的王朝按原来的模版重新建立。其原因在于旧王朝虽然被消灭了,但其组织信息却被保存下来,新王朝仍然参照原来的组织信息组建自己的系统,所以新王朝酷似旧王朝,这使中国的专制体系可以维持几千年而不变。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1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繁殖中原来的遗传密码由生殖细胞传给新的一代,新一代的机体就按遗传密码交给的信息来结构。

  现在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以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儒教恰是新旧王朝之间传递遗传信息的"密码"。专制制度的结构需要一个理论指导以维持其内在关系的一致性,这个理论指导就是儒教。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旧王朝覆灭之后重建起来,主要靠的就是儒教的伦理。王朝一个个逝去,但忠君孝父的道德代代相。儒教伦理虽然是无形的,其生命力却异常强大。

  末代王朝满清政府之后,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解放之后又经过了疾风暴雨式与和风细雨式的马列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还经过了触及灵魂和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儒教理论又死灰复燃。人们佩忠字徽章、跳忠字舞、搞三忠于活动、开忠于什么的誓师大会,如此等等。除了忠于的对象有可能改变之外,要求我们"忠、孝"的实质并未改变。电台里,报纸上,讲话中,忠字频频出现,说明这种伦理思想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 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清末的洋务运动之所以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联系伦理思想之起社会结构中"遗传密码"的作用,或许能找到一点解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吃了亏,明白了洋枪火炮的厉害。某些人得出的机械论的结论是只要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中国就可以变得像洋人一样富强了。同时他们又生怕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丢掉了,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不把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区分一下。这种以""""作为接受不接受的标准,而不以精华糟粕为标准的态度来接受西方文化是不会成功的。

  从表面上看,洋枪利炮和封建道德并没有什么相干,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行得通。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洋枪利炮决不可能在缺乏商业联系的社会秩序下顺利地制造出来。

  首先,制造先进的设备要有技术工人。且不去追究技术工人能否在旧体制下培养得出来,即使有了技术工人,如何能将他们召募得来,来了之后又如何能使他们在一个生产作业线上互相配合,不要说在专制社会,就是在今天,要调动一名职工手续有多繁,困难有多大,户口、住房、双方领导批准,每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要调动几十名职工,组建一个班子,难度就更大,往往是碰得焦头烂额,最后只好知难而退。而忠君、孝悌、睦邻的人际关系丝毫也无助于解决这类问题。

  其次,制造设备的工厂先要有资金来兴建。资金从何而来,如何筹集。集资建立在信用基础上,人家把钱借给你,你要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如果不是信用和法律高于一切,而是君皇高于一切,这种信用关系就完全没有保障。最困难的是制造设备要用上百种不同的原料和工具,少了任何一样枪炮都造不出来。而且每一种原料和工具本身又需要若干种原料和工具才造得出来。这样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的形成和运转,如果靠官僚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之,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而这一套东西决不可能自然地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

  现在"中学为体"的口号已经没有人喊了,但是我国文化的伦理观念中需不需要吸收外国的成分,却始终是不明确的。相反,过去我们一直曲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际关系则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似乎这方面对我们是一无可取。现在仍有不少人对于外来的东西样样看不惯。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就有人拿着剪子和斧子要剪叭裤,长头发,要砍高跟皮鞋。有一阵在公园里跳舞要驱赶,用的音响设备要没收。总之,对于一切表现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行为嗤之以鼻,因为这些观点和儒教所要求的,将个人的存在从属于君权、父权、夫权的教导,完全相对立。

  "反对全盘西化"。这个口号似乎并不错,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它是含混的,片面的。它的确意思可能是: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应把有害的东西也吸收进来。所以首先应该肯定学习西方文化,然后才谈得上不要全盘西化。可是这个口号却忽略了主要的前提,而将在西化中要注意的一点当成主题突出。而且西方社会同时有其优点和缺点,它们是同一个体制下的两个侧面。制度的选择并不是超级市场上买东西,只挑选对我们有用的买得来,或者说,这些点和缺点是互相联系着的。只要看现今世界上凡是富裕的社会都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其特征,但也都同时存在着吸毒、犯罪、娼妓、同性恋、贫民窟等丑恶的现象。

  我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这些必然出现的坏现象,有所准备,使它们的影响减到极小,而不是惧怕它因而拒绝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儒教伦理在维持专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是不论有多大的社会变动、多彻底的旧王朝的摧毁,一旦秩序恢复,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仍旧是原来的体制,因此历史是不断的循环,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进步。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于外来的文化,整合成新的文化,用以取代儒教中阻碍社会进步的成分,特别是它强调的君权神授理论,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泯灭个性和人与人因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新事件。"五四"运动对儒教(过去曾不恰当地说成是孔家店)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但远远不足以在全民的广度上彻底铲除儒教中反人性的部分。

  全国解放,作为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清算专制思想的机会。可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讳言对专制思想的批判,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思想,因此深埋于中国文化层的腐朽东西从来没有触动,结果才有文化革命中所谓"三忠于"活动的闹剧:"人人挂忠字牌子,个个戴表忠像章,家家立像,户户供佛,条条街道漆成"四个伟大"的红海洋,个个机关树起新式门神或照壁。那个‘最高指示'一下达举国若狂,涕泪横流,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皇帝圣旨还要疯魔万倍"(孙越生:《蚯蚓现象》,《人民日报》198891日第八版。)

  用外来文化的新因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以改变用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从这一点看,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在百年以前就已开始,但较少发生争论的只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现在中国大专院校中所用的理工科教科书,就其内容而言90%以上都是舶来品,这部分知识在培养中国现代工业能力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且不说属于尖端技术的人造卫星或计算机,就是一颗普通螺丝钉的制造,也是以来自西方的数学、力学、物理学以及机械设计、金属加工等理论为基础的。

  在社会科学及艺术方面吸收西方文化,可以说引起的争论是比较大的,虽然事实上音乐、美术的大学教育已吸收了大量西方成就,但是吸收到什么程度,以及吸收的后果是好是坏却一直存在着反复的争议。以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的经济学来说,虽然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在逐渐受到重视的西方主流学派经济学都是来自西方,但那并不等于承认这些科学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可以代替。中国只有经济史而从未发展出经济学来。

  

  ■ 旧价值观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社会科学接受西方文化已经引起争论,价值观和伦理观则更难于吸收外来因素。然而价值却是人们行动和决策的依据。例如公平和效率两者往往互相矛盾,大锅饭多一些有利于公平,但有损于效率。一个社会究竟需要更多的公平还是更多的效率,永远不可能用推理的方法来证明,这完全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又如对自由的要求也是一种价值观,有的人把它看得很重,认为"不自由毋宁死";有的人则不大在乎,只好吃好喝好少一点自由也是可以接受的。由于对自由的价值判断不同,所以对民主生活的要求也就不同。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待人接物的原则有异,是非观也有差别。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运转机制植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改变价值观念而欲改变社会运转机制,势必闹出一系列矛盾,最后还是格格不入,只得放弃一头。

  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冲突,在历史越是悠久,古代文化越是发达的民族,表现得越明显,中国如此,印度如此,许多伊斯兰教的国家也如此。而历史短的国家如美国,就没有这种包袱。博大精深的古文化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心理学家葛登纳(John W. Gardner)曾说:

  那些企图逃避转变之潮流的人有一个诡计,即立足于高高在上的道德基地,他们断言固有的一切紧紧系于道德和精神之上,改变它们将威胁到这些道德和精神。当1819世纪的俄国不得不面对西欧优势的工艺发展时,亲斯拉夫的人被迫绝口不提物质之落后,而大谈其俄罗斯的精神是如何高贵,正像今天在印度有些作家断言,以印度在精神性灵方面的博大精深来抵补西方工艺学的优势绰绰有余。新的东西和固有的比较起来,往往被认为是野蛮的。新生的纪元在精神的价值上,往往比即将逝去的纪元似乎显得逊色。(转引自韦政通:走向未来丛书《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上面这段引文说透了传统道德和新价值之间的激烈冲突,如何妨碍了一个古老社会的现代化。然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间接的,接受某一种伦理观究竟有益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在人们中间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看法。

  

  ■ 个人主义等于自私自利吗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普遍被承认的价值观,其内涵是要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又同样尊重别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个人主义几乎成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1979年以后,我国的改革逐渐倾向于改变社会的运转机制,相应地,人的价值判断系统也同时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和一切向钱看的哲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连绵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伦理原则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明末以来流传极广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现已近乎失传......有人把这些现象看成是道德的退化。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朝着好的方向的变化,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特别是伦理观念的重组,这个过程是决不可能完成的。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库兹涅茨曾研究过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共同规律,他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伴随着流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

  

  ■ 以直报怨

  有一天,我陪一位外宾去北京西郊戒台寺游览,我们叫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来回走90多公里,加上停车等待约2个小时,总计价245元。但我发现司机没有按来回计价。按北京市的规定,夏利车行驶超过15公里之后每公里从1.6元加价到2.4元。其理由是假定出租车已驶离市区,回程将是空车。但对于来回行驶的计价,因不会发生空驶,全部计价应按1.6元。显然,司机多收我们的费。

  此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付款,并告诉司机他违了规,他将不得不屈从,因为如果我去举报,他将被处以停驶一段时间的处罚,损失更大;第二种选择是告诉他违规,但仍按规定给他付款。我选择了后者。算下来应付180元,另加停车场收费5元。

  这件事涉及到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原则问题,即当你被别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对待时,你应如何反应。

  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也就是以怨报怨。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用这种方法来教训那些办坏事或破坏规则的人,他们吸取了教训或许会改辕易辙。

  第二种方法,叫做"以德报怨"。你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仍旧对你友好。基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也让他打,用这种胸怀和博爱去感化对方。基督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善的基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动,坏人也能变为好人。

  上述两种办法截然相反,但都有他们的道理,仔细想来确实叫人感到惊奇。两种极端都有道理,处于中间的对策也决不会错,其结果是怎么做都可以。如果对待坏人真的就没有有效办法了吗?有没有既非以怨报怨,又非以德报怨的办法?有的,就是孔子说的:以直报怨。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做的话,对坏人也施以德,对好人也施以德,变成没有区别,这于理不合。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要用正直的方式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直率地告诉对方,你什么地方办错了事。出租车司机多收费,以怨报怨就是拒绝付款;以德报怨就是再给他一笔小费;以直报怨则仍按规定付款,但要告诉他犯了规,以后改正。

  以怨报怨并不错,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裁坏人的办法,法律对坏人的制裁就是顺这条思路来的。但是光靠法律很难把坏人改造成好人。所以在监狱里还要有对犯人的尊重、教育,甚至爱护,这才能使犯人出狱之后幡然改悔,重新做人,这说明为什么孔子既不赞成以德报怨,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人与人之间的事大多数还涉及不到法律。出租车司机多收钱,也只能说犯规,而不能说犯法。对于这许多法律之外的事,更需要"以直报怨"

  以怨报怨还会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拿出租车司机多收钱的例子看,如果我以他犯规为借口拒绝付费,他吃了哑巴亏,没处告状,心中会产生不平,而且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他以后得到机会一定会更狠地宰客,以补偿他这次的损失。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用这种原则处理,人人都要随时提防别人的暗算,这个世界将变得相当可怕。我想它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王海知假买假一事的是非曲直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王海故意去商店购进大批假货,然后索取大额罚款,他的地引起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界的广泛争议)。王海这样做并不错,而且索赔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许多人赞成他的做法,并认为如果有更多的王海知假买假并有法律做后盾,中国市场上的假货虽不一定绝迹,至少也会大大地减少。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以怨报怨",制裁假货也确实会有效果,但商店吃了亏可能用别的隐蔽方式从顾客处捞回损失。而且这种以怨报怨的哲学流行起来的话,我们每个人不会生活得更舒服,更融洽,更幸福。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对2000多年前的哲人感到深深的敬佩。

  ■ 功利主义道德吗

  人类或许有共同的是非观:杀人越货是坏事,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在对某种行为好恶程度的判断上,各个民族却有各自的特点。

  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大不同于中国人。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区别就是对于"拾金不昧"的看法。我在美国时,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6月间我去休斯顿开会,因天气炎热,我来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忽然见到地上有一张5美元的钞票。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拒绝接受,他回答我:Who found it who got it(谁拾到归谁所有)

  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我见到课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的同学遗忘的。新进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同学随手就将这支笔插进了衬衫口袋,继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将这支笔拿出来欣赏一番,并用它往笔记本上做记录。其神态之自若,绝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需要隐瞒他人的事。

  正巧,就在这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建国门外的一位售货员因疏忽而少找给一位外宾30元人民币,她自己花了80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广告,寻觅这位外宾。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钱找还给他。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美国朋友听,并期望能得到几句称赞的话,可是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反应是冷冰冰的"为了30元钱,花去80元钱,太不值得"。事后我捉摸美国人是如何算这笔账的。从售货员的角度看,她既还出了30元又花去广告费80元,这两笔钱显然不能相抵,而是应该相加。但从社会角度看,则确实是用80元的代价去伸张了30元归还原主的正义。

  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样鼓励拾金不昧,但他们同样重视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颂的事。

  确实,我感到美国人的是非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至少和中国人相比,这个特点一目了然。应该说,功利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与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对立,我怀疑这种道德原则能否坚持下去。它和苦行憎哲学有多大差别?它是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问题只在于这个功利是个人自己的功利,还是全体人群的功利。

  

  ■ 信誉和诚实,商人最重要的品质

  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信誉和诚实。这也许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直到近几十年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次出现过打击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的非理性行动。其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才看出商人对社会的贡献。

  美国讲究诚实和信誉的精神,通过一次考试安排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参加了一门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期中测验时教授询问同学们什么时候大家有空来参加测验。可是全班16名同学竟凑不出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间,最后教授决定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我参加了星期三的测验。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人监考,教授发完考卷就回办公室去工作了,考场上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或翻书偷看。更使我惊讶的是星期五的试题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样。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考试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我回国之后一个月内就"被迫"说了一次假话,那是我想买一本火车时刻表,而时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楼才有卖,但进火车站必须凭当天的有效车票,而我没有,当我往里走被问到有没有车票时,我随口回答了"",幸亏把门的人没有认真,否则不但时刻表买不成,恐怕还要挨罚。

  从这个例子中我悟出一点道理: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条条框框太少,说谎而逃避管制就可以成为一件严重的过失。

  我们可以归纳说,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不大可能做坏事,反之,一个经常撒谎的人,你就必须对他加以提防。所以诚实乃是人与人相处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 "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恶果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

  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2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自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侯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这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录的?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

  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

  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土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

  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 morning"这类的问侯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

  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

  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的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富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用金钱可以买到的。

  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 道德可以强国,道德观的混乱亦可毁国

  我国解放之后,多数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认为个人利益要溶化在集体利益之中,个性要化解在整体目标之中,这些观点扩大成为社会的共识。当时很少有人争论道德的是非问题,即使有的话,在那时一边倒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有影响的对立观点,这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的安定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人中,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很多人对过去共同的是非准则产生了怀疑,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事实又为这种怀疑增添了根据。原来公认的哲学、经济学、历史观等逐一地被提了出来再行检验,公认的道德是非发生了动摇。我们可以从三个例子看出来这种日趋明显的倾向。一是1983年关于"向钱看"的争论,二是被禁止讨论了30多年的关于人权、人道、人情问题的重新认识,三是关于曲啸的争论。曲啸是辽宁省一所学校的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坐牢,平反以后他仍执着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认为他受冤屈犹如母亲错打孩子。(有关他的一些观点的争讼参见《蛇口风波答问录》,《人民日报》198886日第一版。)这些事例都说明人们在最基本的道德观上不再整齐划一,社会的共识在缩小,社会发生了不安和动荡。许多人对此感到严重的焦虑。

  确实,社会的动荡是可怕的,道德观的混乱更是可怕的。可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国传统的道德观或解放后30多年的道德观,和建立一个民主、繁荣、富足的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不对道德观念加以重新调整,它必将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格格不入。淘汰一些陈旧的道德观,使原来的共识部分逐渐缩小,同时加入新的道德因素,使对新的道德因素的共识逐渐扩大,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必经过程。即使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也是值得的,无法逃避的。我想,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视现实,主动接受挑战,调整老观点,努力树立新观点,宣传这些新观念;尤其重要的是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来影响周围的人,绝不做不道德的事,尽力促使道德重整的早日完成。  

  ■ 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观

  根据上面的解释,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德行判断标准,但每个人也知道,他自己的标准未必就是社会上公认的道德,因为公认的道德是许多人的德行标准的共同部分。可是这个共同部分却不可能被任何人直接看见,人们只能从别人的行动中去猜测这一共同部分,因为行动是可以被看见的。正因为这样,一个人道德观念的建立会受到别人行为的暗示;同样道理,每个人的行为又不断地给周围的人以暗示,影响着别人的道德观念的建立。

  在这样一个互相影响的环境中,道德观便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意识。一个人即使接受一种新的道德观,他也未必会按这种道德观来行动,因为他知道别人还没有接受这种新观点,因而他的行为很可能被人指责为不道德。我们知道,每人都有权利得到他的劳动果实,保护自己的这种收入是合乎道德的,可是有些科学家、作者往往不好意思就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别人讨价还价,他们怕被别人批评为市侩气。由此可见,即使社会上已经有人接受了新道德观,他也不一定立刻以此行事,这说明新道德观要成为一种可以被人看得见的行为,进而影响别人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新道德往往只有大家都奉行时才有效力。例如信守合同是新道德所要求的,但在大家都不信合同的社会风气下,一个人守合同非但使他自己吃亏,而且也不能提高社会的效率。如果在当前道德转轨的过程中,宣传机构仍宣传一些旧道德的典型人物,这将更不利于道德的转轨,这一现象确实存在着。当前有少数被宣传的故事中否认个人利益,宣扬人格依附,反对独立思考,提倡盲目信仰,这引起了群众中广泛的议论。从事宣传的干部自以为在为国家做好事,实际适得其反。

  正因为道德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意识,道德观的重整就不是容易开始的,更不是容易完成的,但我们可以研究这个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外来文化常常可以对某一社会共同意识的变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公认的道德标准,把人家的标准和自己的标准加以比较,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忽然会变得苍白无力,经不起一驳。外来文化包括的方面很多,自然科学的交换虽然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但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小,这一点可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末洋务运动的结果中看到,也可从解放后吸收西方科技成果的社会作用中看到。要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通过文学、电影、社会科学等等形式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人员交往,道德只能从人们的行为中去体会,所以身历其境是感受道德原则的根本道路,电影小说等则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 保障思想自由,有利道德再建  

  促进社会内部的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让每个成员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别人,了解别人的思想和主张,有利于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使社会共识有灵活应变的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严格限制,真实的思想交流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一种稍为不同于官方意见的看法都可以被无限上纲,真实的思想交流如果被告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官方鼓吹的道德,不可能形成任何别的道德观念。当时的社会共识之一就是热爱林副统帅,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人看透了他的司马昭之心,但大家都以为别人在热爱他,自己不热爱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大小会议在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还要齐声高呼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说一声永远健康还不够,还要再重复一声永远健康,从而使得虚假的共识得以维持。这些例子从反面证明了加强内部信息交流有利于道德观念的重建。

  要尽快建立新的道德观,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尽可能按新道德观行事的人能得到实际利益,而违反道德的人则应受到惩罚。本来道德观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上的,所以按道德规范行事理应使多数人得益。然而道德标准又不同于自利标准,它往往要求个人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牺牲自己,或者说,道德标准和利益标准往往是冲突的。为了使新道德不受阻碍地尽快地确立,就应尽量减少使道德标准和利益标准发生冲突的可能,这需要在经济体制中建立一系列新的机制,改变一些旧的规则。

  尽可能消除道德和利益的冲突,最主要的一条是保障自由的商品交换,保障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渐取消对垄断行业以外的价格管制。

  

  ■ 献身精神都高尚吗

  革命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革命家为了众人的利益与专制主义作斗争,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切为了集体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都是道德高尚的行为。为了宗族间的械斗牺牲,有时不但不高尚,甚至是幼稚的。同样的道理,出于对地区利益的考虑,对民族利益的考虑,做出有害于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利益的事,则不合乎道德的原则。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百姓"为国捐躯",算不上是道德的行为;相反,反对这种战争的行为反而是道德的行为。

  

  ■ 集体主义不过是放大了的私

  严格地说,集体主义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私。当然,如果这个集体很大,甚至包括了全人类,全地球,那就没有私了,甚至包括了全人类,全地球,那就没有私了,但那也就不是集体主义了。强调集体主义正是为了某一局部的利益。试看当今世界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正是集体主义。南非的种族矛盾和黑人集团间的矛盾,非洲许多国家的部落之争,波斯尼亚的动乱,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印度的教派斗争,都已持续几十年之久,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它们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集体主义无疑是纷争长期不能缓解的因素之一。

  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有在集体、民族、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要加以强调,否则可能成为集团间怨仇的基础。历史的教训,不得不慎。

  

  ■ 天下归仁焉

  上面提到的更大范围内人们的利益超越较小范围内人们的利益的原则,并不能导致以下的结论:为了国家或人类的利益牺牲地区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应该的。这是因为道德的概念仅适用个人的行为,它是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对于某一地区或民族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地区的道德或民族的道德。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民族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作出牺牲,就等于承认了民族不平等的合理性,承认了此民族的利益从属于它民族的利益。不仅在处理民族问题、地区问题的时候应该完全以平等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在处理任何团体间的纠纷时只有平等才是唯一的可以接受的原则。全世界约有180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他们之间的幅员大小、发达程度、文化背景、地理条件、人种渊源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人们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点作为可以不平等对待各国的根据。

  我曾论证了人与人在对称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舍己为人的道理。在制度设计中,唯一可以被每个人都接受的原则就是平等,此种概念的出发点是人人生而平等,亦即人的基本权利平等。在前面我们又论证了对称的情况下,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有必要牺牲自己的一时利益,并将此种行为称为道德行为,并且如果其他人也同样奉行此种道德原则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一切人(甚至包括最初牺牲利益的人)都可能得益。

  此种道德行为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最初作出牺牲的所有的人的损失总和必定小于所有受益的人的得益总和,这正是多数人利益的比较准确的含义。如果没有这个特点,即使是牺牲了个人利益,也并不具备道德意义。正如《镜花缘》中君子国的芸芸众生一样,他们天天为了损己利人而互不相让,其行为丝毫不具有什么道德意义;它也不仅仅是一件笑料,它标志着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

  

  ■ 道德的最高境界:爱天下

  上面提到,当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大更远一些时,道德的是非也跟着发生变化,道德境界在朝着更高更远的边界推进,小范围和短视的道德境界让位于更高更远的道德境界。爱家人推广到爱邻里,爱家人而不爱邻里的人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而且这个范围不但推广到了全人类,甚至推广到了动物、植物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要爱一草一木,要爱飞禽走兽,要保持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1949年有人提出了土地道德论,(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作者通过他自身的经验,宣传生态平衡的道德哲学。确实他为了保护一种较弱小的动物鹿,消灭了当地捕食鹿的狼和灰熊,鹿由此而过量繁殖起来,过量的鹿导致了牧草的过量消耗,结果是草地退化了,鹿也因饥饿而大批死亡。这一惨痛的教训使作者提出了土地道德的思想,在以后的30多年内他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响应。在发达国家里出现了大批生态主义者,还出现了绿色和平队和绿党。一个户主如果不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花草,甚至有可能被邻居以"破坏"生态的罪名告到法院。人们不但关心家门口的环境,而且关心万里之外的环境,他们发起禁猎鲸鱼和海豹的活动,还捐钱保护中国的熊猫和非洲的犀牛、大象。

  自然界的美来源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可人类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人类以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武器,不但无节制地繁殖自身,还赶走了森森里已栖息了几百万年的飞禽走兽,俨然称霸于地球。有毒的化合物,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各种破坏臭氧层的碳氟烃化合物,噪音,原子辐射等等正在肆无忌惮地到处肆虐,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许多是不可逆转的破坏。

  爱护你周围的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建立的新的道德风范。个人和环境的利害关系,正如本章第一节中所举的单位滥发奖金的利害关系一样,缺乏道德的人可以在破坏环境中得益。滥发奖金的问题可能通过企业的私有化来解决,可是环境则是无法私有的,保护环境的基础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自觉地爱护环境,并把这种道德觉悟发展成为公从的监督。任何一个人如果贪图方便而乱扔脏物、践踏草木,他就是道德低下的人,将被人嗤之以鼻;如果他竟敢毁坏树木,偷猎鸟兽,将被绳之以法。

  

  ■ 道德是人类真正幸福的源泉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果常常感到道德在约束着他,就说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作用远不止于给人约束,道德又是一个人真正幸福的源泉。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后,他内心的愉快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一切观感上的快乐,都有达到饱和的时候,正像山珍海味吃得多了也会腻一样,如果天天吃山珍海味,说不定还会得肥胖病,高血脂,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一切观感的享受都有伴之而来的副作用,开始时观感的快乐大于副作用,随着快感的滥用,副作用终于超过了正作用。此时的人不但没有快乐可以享受,反而堕入了痛苦之中。唯有德行给予人的愉快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越是沐浴在道德的光辉下,你就越是远离了一切烦恼。

  爱具有不可穷尽的感召力量,可以化解人间的种种纷争和烦恼。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生活得幸福,当然由许多条件决定,但爱人和被爱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有一些人被无限的物质欲望迷了心窍,成了欲望的奴隶,为实现欲望奔波了一辈子,他们既没有真心地爱过人,也从没有被人真心爱过;他们没有尝过爱的滋味,也不知道爱为何物,即使他们有宫殿般的住宅和花不完的钞票,到头来只是一条没有体验过真正幸福的可怜虫。

编者后记

  也给你所不爱的人以自由

               ——我品茅于轼

  能认识茅老师,确实是我的荣幸。荣幸之余,又常有不幸之感:很多人早就读到了他的书,见到他的人,受到他的启迪,得到他的熏陶;而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在1999年才得以捧读他的著作,见识他的为人。随着交往的深入,便常有相见恨晚之感。

  通过选编本书,我对茅老师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茅于轼先生的为人与思想,我想可能只需四个字:自由主义。

  先说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它既是一种政治态度,主张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视法律为神圣,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专政;又是一种经济思想,主张市场机制,反对计划体制,因为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予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计划体制则毫无疑问地会导致专制、走向贫穷;也是一种道德理想,要求尊重个人价值,反对损人利己,也不赞成损己利人,而是主张利己利人;还是一种文化观念,反对思想专制、蔑视话语霸权,主张思想自由、崇尚言论自由。

  然而,在一个缺少自由主义传统、甚至视自由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国度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一种人文精神,比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显得更加重要。其实,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早就萌芽了。这,就是孔夫子所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茅老师还强调一句:己所欲,慎施于人!用通俗的话说,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我要自由,但也尊重你的自由,决不妨碍你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都不妨碍另一个人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平等:为了人人自由,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为了尊重他人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将心比心、自觉地放弃一些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都曾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苏格拉底当年为什么宁可接受死刑,而不愿接受朋友的安排逃离雅典?一个答案可能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因为一个被"自由精神"支配了的肉身,是不愿屈从他形体的要求而限制他心灵的自由的。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它不存在谁给予谁、谁施舍谁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都应该珍视、都应该捍卫的基本权利。——这些道理,在民主社会里是不容置疑的;在那里,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

  然而,中国是一个被等级森严的儒教传统和家天下的专制文化浸淫了数千年的民族,主奴意识已深深扎根在我们几近麻木的灵魂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多少农民起义,多少朝代更替,结果却只是换了个皇帝。历史上的中国人,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主子,要么做奴隶。从来就缺少真正的平等意识,有的只是铲平主义,有的只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然后我来做皇帝"。总之,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只是一种以奴性为基调的文明。这种文明只能熏陶出敬畏强权和等级的驯良的臣民,绝对培养不出具有平等意识的公民。在这样的文明环境下,个人的尊严、人格和基本权利,从来都是被人所漠视的,也从来都是被自己所忽视的。正如鲁迅所言:历史上的中国人只有两种生存状态,即做稳了奴隶或求做奴隶而不可得。做奴隶实在难以忍受了,也只是希望再换个好皇帝,再做个好奴隶;或者,干脆揭竿而起,争取自己去做皇帝,让别人做奴隶。

  自孙中山辛亥革命始,虽然结束了几千年家天下的皇权专制,但专制主义的传统意识却不会彻底消亡,一有机会就会抬头。代之而起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专制统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初衷,不过是把专制的形式,以党天下取代了家天下、以一党独裁取代一人独裁罢了。绝对不能容忍主张自由民主的共产党的存在,以至于多次围剿,甚至提出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甚至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可见,独裁者最大的敌人是自由、是民主。

  在公民意识尚未完全取代臣民意识、平等意识尚未取代等级意识的历史阶段,确立新的价值观念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可以先从小处做起、从自己做起。按茅老师的主张,就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很不容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却是:我们常常以爱的名义,无端干涉他人的自由。

  

  再从道德说起

  读茅老师的著作,有的观点使我如梦初醒、有的则让我恍然大悟。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使我受益最深。

  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口号感召着、鼓舞着,比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口号确实很诱惑人,让人产生无比美好的向往:假如人人都这样,这世界简直太和谐了。从孔子孟子的仁义学说,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多少圣贤为之鼓吹,多少豪杰为之奋斗,三千多年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妙梦想。尤其是20世纪在众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结果竟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大家一块儿挨饿受穷!可时至如今,有多少人反省过?有几人对此质疑过呢?可是,这本该由伦理学家们完成的事业,却由一位经济学家率先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就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说,茅老师从人性、逻辑的角度,通过冷静理智地分析,认为:其一,不可能人人作到,甚至绝大多数的人都作不到。其二,假如有这样一个君子国,每一个人都毫不利己,那利益只好出口。其三,当我们向往这样的君子国时,潜意识里可能在这样想:"要是我能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那该多好,能占多少便宜!就能不劳而获了!"最终结果也确实只能是这样:君子吃亏,小人得利。其四,损人利己,显然是最不道德的;损己利人,对某一个人来说,作为一种精神是最高尚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结果与损人利己没有区别。因为张三是李四眼中的别人,李四是张三眼中的别人,假如张三损己利了李四,也就等于李四损人利了己。其五,人人都损己利人的君子社会并不和谐,与人人都损人利己的小人社会,都同样避免不了利益的纷争:前者会为让利而争执不休,后者则会为争利而尔虞我诈。

  总之,按茅老师的推论:同一件看起来是损己利人的道德高尚的好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曾振奋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就等同于制造一种可以损人利己的伪道德环境。这样,貌似最高尚的道德主张,导致的将是最不道德的恶果——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好的证明。

  既然损己利人不现实,损人利己又不可取,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社会,既不损人也不损己呢?

  有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非但能作到既不损人也不损己,而且能达到道德最圆满的境界:利人利己。

  这个社会正在向我们招手,也正被我们实践着,而且已由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作了比较充分的证明。这个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得到充分保障、得以自由发展的民主法治社会。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自由交换才能得到最完善有效的保护。自由交换帮人们找到利益的均衡点,带来分工协作,分工促使每一个人发挥其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效益,从而带来每个人利益的增加。因此,市场经济就是利己利人的好制度。

  市场经济呼唤道德观念的更新。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与平等,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维持家庭伦理就等于维护社会秩序,因而等级制成为传统伦理的核心,专制与服从让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成为传统道德的习惯理念;加之自然经济条件下,缺少交换,物质必然困乏,个人间的逐利行为常会陷入"零和对局"的困境,因而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重义轻利"才得以成为中国长达三千多年的道德基石。那么,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与传统道德有什么不同呢?茅老师通过理性思考,给道德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自私的人们寻求互利而约定的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人性又最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道德观,人人都易行,人人都受益。

  也给你所不爱的人以自由

  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不容剥夺的;当然,也就不存在谁给不给的问题。不过,前提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得以实现时。什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每个人个性的彻底解放。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马克思提出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理想尚未实现时,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上还存在着特权、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的现象时,我们就很有必要提倡: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同时,更要做到:也给你所不爱的人以自由!这,就是本书中,茅老师反复申明的主题思想。

  能给别人自由的人,或者说能使人不自由的人,当然是具有某种权威、特别是有某种特权或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比如:父母之于小孩、导师之于学生、经理之于职工、首长之于部下;还比如皇帝之于大臣、官吏之于百姓、强国之于弱国。

  至于不受喜爱、惹人讨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般而言,都是些有点思想、有点主见、不盲从、不太听话的人。这样的人,总不是那么驯顺,总是爱挑毛病、爱提意见,常让在上的人有失尊严,惹得他们不高兴。不过,这样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可胜举。远的,如屈原遭贬,自沉汩罗江;贾谊受妒,排挤到长沙;苏轼被谗,流放海南岛;近的,如"戊戌变法"未成功而成仁的谭嗣同,如1957年被"横扫"的成千上万的"右派",如"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德怀等高级将帅、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张志新等年轻的思想精英。从历朝历代史不绝书的"文字狱"来看,皇帝们最害怕、最痛恨的是那些既有才气又有勇气和骨气的文人。因为他有才气,不说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就能直指要害,一针见血,要么是唤醒民众,要么是揭开皇帝老儿的疮疤;因为他有勇气,敢想就敢说,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为他有骨气,决不苟且,决不与强权或丑恶现象合作。对于这种人,皇帝们只有一个办法——"执而杀之可矣"

  像这种集才气、勇气、骨气于一体的文人,屈指算起来并不是很多。过去,他们叫仕;现在,他们叫知识分子。他们都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还被公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何仍令皇帝们头疼、不为皇帝们所喜爱呢?

  这就得从传统文化上找原因了。在春秋战国时代,仕人们一个个还都很风光的。他们凭一肚子才学、二条瘦腿、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列国,上说诸侯,下嘲权臣。有的被赏识,得以大展宏图,如李斯、商鞅、韩非、苏秦;有的虽到处碰壁,但也流芳百世,如孔子被追封为圣人,孟子也跟着沾光,被封为亚圣。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把火,就是焚书;第二把火,就是坑儒;第三把火,就是收天下兵器于咸阳,熔化后铸成十二个铜人。他以为这样,就既无远虑也无近忧了,就可世世代代都是他秦家的人作皇帝了。可好景不长,堂堂秦朝不久便乌乎哀哉了!虽然夺他天下的刘邦、项羽并非儒士,但从此仕人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了以后的皇帝们一个提醒:思想是可怕的,你们要想做稳皇帝,就得像我这样,搞愚民政策,对那些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决不能手软!于是,有始皇帝做榜样,以后的皇帝们对所不爱的仕人下起毒手来,就底气大足了。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皇帝自封为真命天子,加上西汉董仲舒的一套"天人感应""独尊儒术"学说,皇帝不仅成了神,还成了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足够的理由让天下心服口服。如果有位智者,敢于戳破他这层神圣的面纱,揭开他的老底,让百姓们明白皇帝也不过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有的甚至还很笨很坏,治国无方。这不就动摇了他作威作福的根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随着民智觉悟,后来的独裁者不能以天子自居了,可是专制是需要强有力的根据的,于是,除了不能作神外,他一般仍具有三个方面的权威:其一,他在道德上仍扮演着圣人的角色,绝无一丝一毫凡人的缺点,从而以德服人。其二,他具有超人的智慧,是最英明、最伟大的哲人,统治天下只需要他一个人的脑袋就够了,官吏们只需听从命令,文人们只需诠释他的思想就行了;从而以智服人。其三,他一般拥兵自重,军权在握,以暗示老百姓:如果我既不能以德服人,也不能以智服人,那么,我就以力服人。如此一来,谁有资格指出他的失误?谁还有胆要什么思想自由?谁还敢挺身而出奢求什么言论自由?他是圣人,大公无私;他是哲人,高瞻远瞩;根本就用不着什么制度约束、誉舆监督。

  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可就惨了!时间一长,老百姓的命运也就跟着更惨了!谁若不信,有史为证!远在千载,近在百年。

  其实,仔细想一想,秦国之所以强大,以致能统一天下,正是重用知识分子的结果。从商鞅为秦孝公变法开始,苏秦、韩非、李斯等杰出的人才,为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秦统一天下后,之所以很快衰落,也正是远贤良、亲小人,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结果。从数千年的朝代兴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专制者而言,如能开明一些,以人为镜,从善如流,给不爱的人一点儿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则能广开言路,知兴替,明得失,则国家兴旺,人民富足。否则,不仅人民遭殃,专制者自己也倒霉,弄不好,人头还可能落地。总之,在专治体制下,君主开明,给不爱的人以自由,上下都有好处;否则,君主昏庸,给不爱的人以杀头,上下都没好处。

  如果君主真的是圣人,一身清白,正大光明,那么,谁也诽谤不了他,给不爱的人以言论自由,有助于他辨奸察恶,清除身边的阴谋家、腐败分子;如果君主真的是哲人,洞若观火,明察秋毫,那么,谁也驳不倒他,给不爱的人以思想自由,就有了对手,思想碰撞才会有火花,否则,一个人高处不胜寒,也太无聊了;再说,大权在握,给不爱的人以自由,对君主也构不成什么威胁,还落得个圣主明君的好名声,还有可能千古流芳,何乐而不为?

  可是,大多数君主都讨厌知识分子,不愿给他不爱的人以自由,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除了独揽大权外,他既非圣,也不智。倘若任知识分子们说三道四,自己还能坐稳皇帝宝座?

  到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除了朝代更替、皇帝轮流坐外,怎么也产生不了真正的思想家,怎么也走不出奴役与愚昧,怎么也避免不了暴乱与动荡了。好在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因此也就有中国的希望在。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集才气、勇气、骨气于一身的人,是自始至终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是强权的敌人、社会的良心。他们就像猫头鹰,众人皆睡时他独醒,即使入睡时也睁着一只眼睛。这与众不同的警觉,使其有了独异的目光和视野。在他们身上,既有哈姆雷特气质,也有堂吉诃德气质。前者是思想的、敏感的,怀疑主义的;后者是行动的、热烈的,理想主义的。他们永远为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难以遏制的痛苦;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着痛苦和不幸,快乐和幸福就与他们没有缘分。他们是一群不切实际、很不安分的人,全身心地迷恋于理想,时刻准备为之坐牢、服苦役乃至牺牲。正如鲁迅所言:"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我永远敬仰这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鲁迅等,他们有如天上的星辰,世道越黑暗,他们便越是光明。

  一个世纪又过去了,新的世纪已拉开帷幕。在世纪之末,我很幸运地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在这急功近利、浮躁喧嚣的时代,他就像一位高士,隐在大都市里,心忧天下,为祖国自由富强的未来,默默思考着、勤奋笔耕着、辛苦奔波着。茅先生虽年过古稀,但老当益壮,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与我们晚辈对话,如对好友,让我们如沐春风。他的谦谦君子风范,就像是东方传统美德的化身;而他的思想言行,又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大师的风采。总之,我觉得他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他的博学、他的宽容,具有春风化雨般的力量。人们都称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个人认为: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是我所敬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谁若不信,本书为证。

  茅先生一直身体力行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宽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提倡宽容的人往往自己得不到宽容。我不知在茅先生身上会不会应验?作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会为多少人所爱、为多少人所不爱?

  假如你读了此书而爱戴他,请与他共鸣;假如你读了此书而忌恨他,请给他自由。

                                              何宗思

                                                  20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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